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历经艰辛，跨越了终年覆盖积雪的夹金山，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之地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会师之际，中共中央果断决定实施北上的战略方针，旨在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然而，张国焘对这一方针虽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实则暗中抵制。他无视中央的多次劝诫，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南下方针，甚至另立“中央”，公然与中央分庭抗礼。历史已经清晰地证明，南下的道路并无出路。

毛泽东称张国焘为实力派。

两部红军主力成功汇合之际，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会议明确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优势兵力向北进攻，通过运动战的方式，大量消灭敌军。首要目标是夺取甘肃南部地区，以此为基础，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然而，张国焘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反对北上，主张采取规避国民党军事压力的策略，向人烟稀少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区撤退。

遵循此战略指导，中革军委迅速展开部署，发起了松潘战役。恰在此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议，增补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一职，并任命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旨在实现两军的统一指挥，以贯彻北上的战略目标。7月16日，红一军团与红八十九师一部成功攻克毛儿盖。与此同时，红三、五、九军团亦推进至黑水和党坝地区。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的领导人于7月10日抵达上芦花，在此筹备粮食，做好穿越草地的各项准备，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期待张国焘率领的部队北上，以便共同进攻松潘。

中央一直在等待张国焘，可是却迟迟的等不来。他到底想什么呢？还在两河口会议时，他就打听中央红军的实力，当得知中央红军还不到三万人，且武器装备不如四方面军时，其个人野心顿时膨胀。尽管他已补任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可仍觉不满足，一再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为达此目的，他还背地里做了一些小动作，私下里请聂荣臻、彭德怀吃饭。彭德怀说：

“秘书黄超受张国焘之命前来探望，暂居于我处。他提及此地物资供应异常困苦，特意前来慰藉。携带来了数斤牛肉干及数升大米，并附上二三百元银币。……他进一步谈论了当前的军事战略，诸如‘欲北伐，必先南征’。我回应道，这正如同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策略。接着，他又提及西北马家骑兵的凶猛。综合这些信息，我深知他的来意不善，黄超显然是作为说客而来。他显然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试图挑拨一方面军内部的团结，意图破坏党内的和谐。”

他径直向中央索求权力，当中央派遣以李富春为团长的慰问团抵达四方面军驻地时，他对李富春直言不讳，强调当前亟需解决“统一组织问题”，并主张红军总司令部应得到加强。他对遵义会议仅对军事路线错误进行检讨，而未触及政治路线错误的处理表示不满。他认为，“遵义会议肯定了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却指责军事路线错误，这显然是因果倒置。”他执着于政治路线的争执，实则倚仗人多势众的优势，向中央施压，企图以推翻遵义会议为名，在组织上进行重新洗牌，实现权力的再分配。

中共中央掌握正确的党内斗争的方针，也考虑到张国焘的改组领导机构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促使他尽早觉悟，以团结为重，率军北上，有意重新调整上层领导机构。在人事安排上，中央颇费了一番思量。张闻天的夫人、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

“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的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有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要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担任总政治委员吧。”毛主席的意图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同时确保军队不会被他所完全掌控。

就这样，中共中央决定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常委。中革军委通知两个方面军：“所有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与总政治委员直接统领与指挥。”此外，中革军委还作出决议，将中央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更名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

张国焘

张国焘提出将红军划分为左右两路军作战的方案，这一建议得到了中革军委的认可。据此，中央红军第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以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共同组成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共同指挥，以马塘、卓克基为集结地，向阿坝地区进发；而中央红军的第一、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以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构成了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负责指挥，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先向班佑、巴西地区进发，后转向阿坝地区；此外，彭德怀率领第三军和第四军的一部分作为总预备队，负责保护中央机关的安全行进。

毛儿盖后张国焘感到悲观失望。

张国焘执掌红军总政委之职，中革军委亦采纳其建议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然而这并未能完全满足他的期望。他继而另辟蹊径，倡议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以解决所谓的“政治路线”问题，并意图将更多四方面军的干部纳入中央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局。其意图显然，意图凭借四方面军在人数上的优势，悄然夺取中央及中央政治局的实权。鉴于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大局，中央最终采纳了张国焘的提议，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的沙窝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张国焘抵达延安

会议决议，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同志晋升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何畏、李先念、傅钟同志则成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同志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而周纯全同志则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昌浩同志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周纯全同志则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讨论中，关于进一步增加四方面军人员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的建议并未被采纳。

会后，张国焘满腹牢骚，回到毛尔盖后，又不愿北上了，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他甚至要抽兵南下，出击扶边、理潘。北上还是南下，张国焘为什么苦苦纠结，为什么如此拒绝北上而主张南下呢？朱德对此有过精确的分析，他说：

抵达毛儿盖之后，他的心情变得愈发悲观与失望。他深感革命的前景暗淡无光，于是拼命地向西行，意图逃往西藏、青海等地，寻求一个遥远之所以躲避战火。然而，他并未意识到，那些地方人口稀少，尽管地理条件优越，他却只是想投机取巧，采取与群众脱离的策略。他最为错误的观念，便是企图在偏僻落后的地区建立起革命根据地。

恰在此时，徐向前与陈昌浩下达命令，指示右路军兵分两翼，向北挺进。历经六七日的艰苦跋涉，右路军成功穿越了险象环生的草地，抵达班佑。部队在此休整待命，静候左路军汇聚班佑。而此刻，敌方调兵之事尚在犹豫不决，甘南的文县、武都、西固以及岷州等地敌军兵力薄弱。若红军从巴西地区进军至西固、岷州，仅需五、六日即可抵达，该地区多为汉族聚居，后勤补给有保障。若左路军能抓住时机，迅速东移与右路军汇合，再集中兵力向东北方向开进，必将开辟出新的战场格局。

在中央的持续催促以及徐向前、陈昌浩的反复劝诫之下，张国焘终于下令左路军向班佑进发。然而，当部队东进至葛曲河时，他却又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主意。9月3日，他向徐向前和陈昌浩发出电报，并转呈中共中央，以葛曲河水势汹涌，“难以徒涉或搭建桥梁”为借口，再次决定“撤回阿坝”，仍旧坚持南下的意图。

在他看来，北上陕北没有出路，与其走上前程渺茫的北上路线，还不如留在这里，建立川、康根据地，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再不行，就南下回到四川。他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下达南下的命令，而中共中央一直晓以利害，劝其北上。张国焘不仅执意南下，而且态度蛮横。9月8日，他电令左路军中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立即命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带领所部人员前往马尔康待命。若其不听从指令，则予以扣留。”

当夜，中共中央以周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毛泽东、稼祥等人的名义，向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三位将领发出电报，郑重指出：“若左路军选择南下，前景将极为严峻”，“恳请各位深思熟虑，作出果断决策。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应转向北进。尽管行军途中难免会有较大的人员损失，但甘南地区资源丰富，补充物资有望。”

张国焘根本不理睬中央多次苦口婆心的劝告，依然故我，一意孤行。9月9日，他甚至致电陈昌浩，命其率右路军南下，电报上甚至有这样的语句：“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份被叶剑英称之为“语气很强硬的电报”，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果断的决定。当时敌情紧急，北上的时机稍纵即逝。毛泽东来到徐向前、陈昌浩处商谈行动方针，两人都表示同意南下。右路军中四方面军部队，因陈昌浩的转向，中央已是无能力调动，中央所能信赖和指挥的只有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彭德怀回忆说：

毛泽东便言：“既然决定向南推进，中央书记处需召开一次会议。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目前正因病居住在三军团总部，我便与张闻天、博古一同前往三军团司令部，以便与周、王两位同志会面。陈昌浩对此表示赞同，他未曾料到这竟是一场脱身的计谋……毛主席在脱险后抵达三军团司令部，随即向林彪、聂荣臻发电，告知行动方针有所调整，指示一军团原地待命。”

于是，中央及一方面军的三军团与四方面军于9月9日的夜晚悄然离去。

中央事件突然而来

张国焘与毛泽东

毛泽东率领的北上队伍仅剩一、三军团，兵力不过数千。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逐步与左路军合并，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依旧坚守在左路军阵地。经过一番波折，张国焘不仅未遭受损失，反而实力有所增强。当他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紧急电报，得知中央机关已先行秘密北上的消息时，顿时大发雷霆，将此举称为一场“异动”，认为是毛泽东巧妙地“金蝉脱壳”的计谋。

在北上南下的问题上，中共中央的态度极其明朗。张国焘执迷不悟，听不进中央的劝告，反而将分裂活动越演越烈。10月5日，在卓木碉白赊喇嘛寺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他先是发出一番攻击中央领导人的言论，然后，大言不惭地说，列宁当年反对第二国际的办法，就是成立第三国际。现在中央“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我们要成立新的“临时中央”。此言一出，会场顿时哑然。徐向前回忆：

“中央另设机构的消息，如此突然地降临，令众人目瞪口呆。即便是那位一路南下，对中央赞誉有加的陈昌浩，似乎也未曾预料到这一幕，未能立刻发声，对张国焘表示支持。会场内气氛既紧张又压抑，无人愿意率先打破沉默。”

张国焘在拟定“临时中央”成员名单时，颇费苦心。毕竟，他渴望该“临时中央”能够获得共产国际的肯定。因此，他力求将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员尽可能纳入名单之中。尽管他与王明之间早有嫌隙与分歧，但鉴于王明背景深厚，且身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国焘不敢有所得罪，于是也将王明列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前两位。

在他的“临时中央”成员名单中，其个人偏见与派系意识显露无遗。对于中央及一方面军的高层成员，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即便不言自明，亦被其剥夺了“党籍”。至于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等人，无一例外地被排除在“临时中央”之外。即便如刘伯承、董振堂等杰出的战将，只因归属一方面军，也仅被赋予一个“军委委员”的空名。

张国焘“另立中央”毕竟不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情，做起来不是那么的公开透明，而是遮遮掩掩，理虚心亏，既没有向外界公开宣布，也从没中断与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系，难怪徐向前说张国焘“是做贼心虚，骑虎难下”。他说：

张国焘所宣称的“中央”，实则源于其个人意志，毫无合法依据。既未遵循党的规章制度，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亦未向共产国际汇报并取得其批准。当时，中国共产党隶属于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所有重大决策均需共产国际的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身为资深的政治局委员，自然深知此理。他深知若公然树起独立“中央”的旗帜，一旦遭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否认，局势将难以收拾。尤其是王明、博古等人物，都是共产国际的“红人”，斯大林断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对此，张国焘心中存有顾虑，意图为自己保留一条退路。

张国焘，其人性中权力欲望的膨胀与决策时的踌躇不决并存，正如徐向前所评价：“每前进一步，脚下或许便会踟蹰不前。”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亦提及了另立“中央”之举，其言辞与徐向前的看法不谋而合。他阐述道：“我们不愿将精力耗费在内斗之上，因此并未加强临时中央的组织架构或功能。其存在似乎仅是名义上的，缺乏实体机构，未进行新中央委员的选举，亦未对旧委员实施任何形式的制裁。如此行事，正是朱德所言‘留下转圜余地’之意。同时，我们认为，不承认原有中央并设立临时中央，仅是明辨是非、伸张正义之举，而非有意分裂，亦是为了避免个人权力纷争。”

张国焘内心矛盾重重，徘徊于承认中共中央合法性的边缘，同时又对自立门户的“中央”抱持疑虑。历经两个多月的纠结，12月5日，他终究未听从朱德、徐向前的劝阻，以“党团中央”的名义向彭德怀、毛泽东等人发去电报，明确表示：“我们已以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布文件，并与你们建立了联系。”“你们应自视为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切勿再擅自以党中央名义行事。”

上不着天下不着，张国焘心慌。

张国焘以“中革委主席”的头衔率部南征，起初亦取得数场胜利，这无疑加深了他南下的决心。然而，他未曾察觉到自己的喜悦或许过于过早。随着川军节节败退，红军不断挺进川西平原，川军军阀刘湘如梦初醒，意识到红军并非仅仅是过客，而是意图在此扎根。他一改往日对红军的敷衍应付，意图保存实力的策略，誓言与红军决一死战，以捍卫自己的地盘。

自11月16日起，双方在百丈地域展开了激烈对决。在迫击炮和重型机枪猛烈火力的支援下，川军战士们高呼着，勇猛地向红军阵地发起冲锋。与此同时，中央军的薛岳部队从南方发起了压境攻势。每当敌军发起攻击，红军阵地上方总会出现敌机的身影，它们盘旋于上空，随后投下炸弹，狂轰滥炸。红军虽无高射机枪，对空射击的经验也极为匮乏。众多战士并非在肉搏中丧生，而是惨遭飞机轰炸牺牲。在这种形势下，川军趁机发起猛攻，红军无奈退出了百丈地区。

张国焘亦坦言“难以与敌持久对抗”的现实。四方面军的兵力，自南下以来已由八万锐减至四万。南下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四方面军的未来出路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国焘亦迫切寻求下台的途径。恰在此时，林育英受共产国际派遣抵达中国。12月22日，林育英向张国焘发出电报，提出中共中央可组织各相关分局，“依据不同关系，部分直接隶属中央，部分可由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代为管理，此或为当前实现全党统一的有效途径”。其意图在于让张国焘放弃“中央”的称号，设立中央分局。至于是否直接隶属于中央或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管，其间仍有讨论的余地。

张国焘接林育英电报后，复电林育英，批评中共中央的路线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而自称为“党中央”。针对张国焘的电报，1936年1月13日，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指出：“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时隔三日，林育英又致电张国焘称：“共产国际派遣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

1937年3月31日，在批判张国焘的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坦诚地揭示了昔日对张国焘妥协与退让的深层动机。他指出：“我们当时以极大的耐心，一步步引导他，使其从藏身之地走出。若非如此，众多干部与力量将遭受无谓的牺牲。为此，我们向他发送了多封电报，成功将其引出。”最终，张国焘被成功“引出”。正如徐向前所言：“张国焘身处天地之间，心绪慌乱，无所依傍。”他迫切需要一位中间人，以寻得一个下台的借口。尽管他对林育英在陕北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表示怀疑，并疑虑林育英可能已成了陕北的代言人，但在无奈之下，他别无选择，只得欣然接受林育英作为“双方联络人”的提议。果不其然，正如他所预料的，林育英所发出的每一份电文，都透露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精心策划。

1936年2月14日，在林育英发给张国焘及朱德的电报中，张国焘得知：“育英启程之际，斯大林同志已予以许可，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进军，且对靠近苏联并无异议。”此时，他的内心充满了迷茫，早已失去了先前另立“中央”时的狂妄姿态。面对共产国际的铁的纪律，他的畏惧之情油然而生。3月15日，身处绝境之下，他不得不公开倡议向西北进发，以“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为目标。

中央为防止他的反复无常，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即四方面军“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5月下旬，中央在致张国焘的电报中提出：“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暂且依照国焘兄的意愿，采用协商的方式进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在此形势下积极敦促和劝导，张国焘也逐渐对另立“中央”失去了兴趣。于是在6月6日，在炉霍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他正式宣布“取消中央的名义”，并成立了西北局。然而，他并未就此罢休，反而提出党中央也应“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并在陕北设立“北方局”，将中共中央的职权转交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执掌。

晚年 张国焘

这之后，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1936年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开始北上。这是四方面军的第二次北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张国焘仍有多次反复，中央一再劝慰，加之四方面军内部干部战士的作用，他已是无可奈何。9月26日12时，张国焘等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特别提到了统一领导的问题，说：“统一领导至关重要”，“我们建议洛甫等同志能以中央的名义对我们进行指导。”历经一年的另立“中央”之举，最终以放弃“横向协商关系”的方式，转而要求建立垂直的领导关系而告终。

张国焘安葬于多伦多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