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10-11 02:01 点击次数:83
我在伊朗坐了半年“过山车”:别信新闻,这才是你不知道的波斯
动笔之前,我先坦白。
去伊朗前,我妈差点跟我断绝母子关系。她眼里,那地方约等于战乱、黑袍、和新闻联播里永恒的愤怒人群。
说实话,我心里也打鼓。毕竟,咱们中国人,骨子里求个“稳”字。
结果,我在那儿一待就是大半年。回来后,朋友们围着我,问题跟机关枪似的:“那边是不是特别穷?”“女人真的没地位吗?”“安全吗?”
我每次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因为真实的伊朗,它不是一张照片,也不是一条新闻。它更像一个你永远拼不完整的魔方,每一面都让你惊奇,也让你迷惑。
今天,我就当回导游,不走寻常路,带你钻进德黑兰的后巷,坐上本地人的饭桌,聊几句你绝对在新闻上看不到的,甚至有点“刺耳”的真话。
准备好了吗?系好安全带,这趟文化过山车,有点颠。
德黑兰的“创可贴”:一张脸,两个世界
刚到德黑兰那几天,我彻底懵了。
不是因为传说中的交通,也不是因为满大街看不懂的波斯文。
是因为“创可贴”。
真的,满大街的年轻女孩,甚至有些帅小伙,鼻梁上都贴着一块白色的小胶布,像个统一的勋章。
我当时脑子里全是问号:这是什么新的宗教仪式?还是德黑ran流行性感冒的最新症状,怕病毒从鼻孔钻进去?
我拉着我的本地朋友阿里,指着一个迎面走来的“创可贴女孩”,悄悄问:“哥们儿,这啥情况?集体得了鼻炎?”
阿里笑得差点岔气,拍着我的肩膀说:“My friend,这不是创可贴,这是‘荣誉的象征’!她们刚做了鼻子。”
做……鼻子?
我看着那女孩,明明五官精致,漂亮得像个洋娃娃,为啥还要动刀子?而且,这事儿……不用藏着掖着吗?怎么还大摇大摆地贴着“施工标志”就上街了?
后来我才明白,这块小小的“创可贴”,背后是伊朗社会最巨大、最拧巴的一个矛盾: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割裂。
在这里,出门必须戴头巾(Hijab),衣着不能暴露。对于天性爱美的女孩们来说,能“做文章”的地方,只剩下那张脸。
于是,鼻子,这个脸部最突出的部分,就成了她们表达自我、追求个性的终极战场。一个高挺、小巧、带着微微弧度的“好莱坞鼻”,是很多女孩的梦想。
这事儿有意思在哪呢?
有一次,我被邀请去一个德黑兰中产家庭参加派对。在外面,女主人穿着深色风衣,头巾裹得严严实实,看起来庄重又疏离。
可一进家门,门“咔哒”一声锁上。
我的天,我感觉自己瞬间穿越到了另一个星球。
女主人脱掉风衣和头巾,露出一头精心打理的栗色卷发,身上是一条紧身的亮片连衣裙。屋子里的年轻女孩们,个个都是时装秀模特,画着精致的妆,放着蕾哈娜的歌,端着酒杯(你懂的)在聊天。
那个前几天我还在咖啡馆见到的“创可-贴女孩”也在,她已经拆了线,对着镜子,用手小心翼翼地触摸着自己崭新的鼻梁,眼神里全是满意和骄傲。
我当时就想啊,这哪里是两个空间,这根本就是两个平行世界。
外面的世界,是关于规则、关于集体、关于“应该怎样”。
而门里的世界,是关于个性、关于欲望、关于“我想要怎样”。
那块小小的“创可贴”,它不是遮羞布,反而是宣言书。它在那个必须循规蹈矩的公共空间里,大声地告诉所有人:“嘿,看我!在头巾之下,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不被定义的灵魂。”
“不要钱”的出_租车,差点把我逼疯
在伊朗,能把你逼疯的,除了神一样的交通,还有一种叫“Taarof”的东西。
这玩意儿,没法直译,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极致的、复杂的、甚至有点“虚伪”的客套文化。
作为一个深受“孔融让梨”美德熏陶的中国人,我以为自己已经很懂礼貌了。
到了伊朗,我发现我就是个“弟弟”。
第一次体验Taarof,是在一辆出租车上。从巴扎回酒店,大概20万Rial(当时约合人民币十几块钱)。到了目的地,我掏出钱包,准备付钱。
司机大叔摆了摆手,一脸真诚,甚至带着点被冒犯的表情说:“Ghabeli nadare!”(微不足道,不用给钱!)
我当时心里一暖。
天啊!伊朗人民也太好客了吧!这不跟咱们东北老铁“来了都是客”一个意思吗?
我一个劲儿地“Thank you, thank you”,推开车门就要下车。
结果司机大叔一把拉住我,脸上的笑容有点凝固,又重复了一遍:“Ghabeli nadare.” 但眼神里好像在说:“你小子来真的啊?”
我愣住了。气氛瞬间尴尬。
我俩就这么僵持着,他“不要”,我“要给”。最后我还是把钱硬塞给了他,他半推半就地收下了,脸上又恢复了热情的笑容。
我一路琢磨,这是啥操作?
后来当地朋友告诉我,这就是Taarof。当别人为你提供服务或商品时,他会出于礼貌说“不要钱”,你作为顾客,也必须出于礼貌“假装”相信,然后至少拒绝两到三次,坚持要付钱。
这是一个回合制的社交游戏,考验的是你的“眼力见儿”。
买东西是这样,去别人家做客更是。
主人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全拿出来给你,不停地劝你吃,劝你喝。你如果真的甩开腮帮子吃,他们会很高兴。但如果你想早点告辞,主人会说:“别走!今晚就睡这儿!我的床就是你的床!”
你要是真信了,那就完蛋了。
这跟咱们中国人请客吃饭,说“随便吃点,没啥好菜”,结果桌上摆了二十道菜,有异曲同工之妙,但Taarof把它玩到了极致。
一开始,我真的觉得很累。买个饼都要演半天内心戏,心想:“这次我是不是该拒绝到第二次就付钱?还是第三次?”
但待久了,我慢慢咂摸出点别的味儿。
Taarof的核心,可能不是虚伪,而是一种对“人情”的强调,大于对“交易”的强调。它用一套复杂的仪式,把冷冰冰的买卖关系,包装成了一次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互动。
它在提醒你:在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前,我们首先是两个平等的人,需要互相尊重。
虽然,这个过程有时候真的……很烧脑。
“被制裁”的伊朗人,比我还懂LV
聊伊朗,绕不开“制裁”。
来之前,我脑补的画面是:物资短缺,商店货架空空如也,人们为了一个面包大排长龙。
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是的,制裁的影响是剧烈的。里亚尔贬值得像自由落体,通货膨胀高得吓人,普通人的生活成本压力巨大。我在那儿换钱,今天一百美金换的里亚尔,能买一台微波炉,下个星期可能就只够买个电饭煲了。
但是,如果你以为伊朗人就此过上了“苦行僧”的生活,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第一次被震撼到,是在德黑兰北城的一个购物中心。
那感觉,跟北京的三里屯、上海的环贸没啥两样。时髦的年轻人穿着ZARA、Mango(很多是土耳其产的),手里拿着最新款的iPhone(你问我哪儿来的?问就是“特殊渠道”),咖啡店里飘着意式浓缩的香气。
我亲眼看到一个女孩,指着一本时尚杂志上的LV包,跟她朋友讨论得头头是道,从皮质到新款式,比我这个天天刷手机的“现代人”还懂行。
这强烈的反差感,让我一度怀疑人生。
说好的“与世隔绝”呢?
后来我懂了,制裁可以切断官方的贸易渠道,但永远切不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信息的高速公路。
VPN是每个伊朗年轻人的手机标配,他们刷着Instagram,看着YouTube,追着网飞的剧,对全球流行文化的了解,可能比你我还快。
他们买不到正品,就去巴扎里淘“高仿”;官方渠道没有,就通过迪拜或土耳其的亲戚朋友“人肉”带货。
这种对消费和潮流的渴望,背后其实是一种强烈的呐喊:我们不想被孤立,我们也是这个星球的一部分,我们也想过“正常”的生活。
当然,这种“繁华”也暴露了另一个残酷的现实:巨大的贫富差距。
在北城富人区灯红酒绿的同时,南城的普通家庭可能正在为下个月的房租和孩子的学费发愁。
但即便如此,伊朗人身上有种特别的劲儿。
我的房东,一个普通的会计,他会因为里亚尔又贬值了而唉声叹气,但转身,他会花掉小半个月的工资,给女儿买一个漂亮的生日蛋糕,请所有亲戚朋友来家里开派对,载歌载舞。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了一句我记了很久的话。
他说:“钱会越来越不值钱,但家人的笑容,今天的快乐,是无价的。”
这或许就是被制裁压了四十年的民族,修炼出的一种独特的生存哲学吧。
头巾之下,谁说了算?
关于伊朗女性,可能是外界误解最深的话题。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她们是被压迫的、沉默的、没有自由的。
这个印象,不能说全错,但绝对是片面的。
在伊朗,头巾是法律,是强制的。女性在公共场合不能自由选择发型和衣着,在就业、法律等很多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不平等的规定。
但是,如果你因此就认为她们是温顺的小绵羊,那你就等着被打脸吧。
我在伊朗的大学里,见过一个最让我吃惊的景象:教室里,放眼望去,三分之二都是女生。
伊朗的女性受教育程度非常非常高。在很多家庭,尤其是中产家庭,女儿可以不急着嫁人,但必须上大学,甚至读到硕士、博士。
知识,是她们最有力的武器。
我在和一个伊朗家庭吃饭时,就亲眼见识了这种“无声的权力”。
男主人,一个典型的波斯大男人,嗓门洪亮,热情好客,在饭桌上高谈阔论,指点江山。看起来,他就是这个家的“绝对权威”。
但一顿饭下来,我发现,真正掌控全场的,是那个说话温声细语、不停给大家添菜的女主人。
小儿子想多看一会儿电视,爸爸刚要发火,妈妈一个眼神递过去,爸爸立刻改口:“呃……那就再看十分钟。”
丈夫聊到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开始有点激动,妻子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胳膊,给他递上一杯茶,丈夫就心领神会地转移了话题。
她没有大声说过一句话,却像一个精密的雷达,控制着整个家庭的氛围和走向。
这种权力,不是写在法律条文里的,而是根植在家庭文化深处的。伊朗男人在外面可能要扮演强硬的角色,但回到家,对母亲和妻子的尊重甚至是“敬畏”,是刻在骨子里的。
更有意思的是年轻一代。
她们比母亲那一代,更懂得如何“戴着镣铐跳舞”。
她们会把头巾松松垮垮地搭在脑后,露出大半截精心染烫的头发;她们会在深色的风衣下,穿上紧身牛仔裤和亮色的运动鞋;她们会在社交媒体上,用“你懂的”方式,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她们像水一样,柔软,但充满力量。规则是坚硬的石头,但水可以绕过石头,可以渗透进石头的缝隙,最终,甚至可以滴水穿石。
千万别小看任何一个伊朗女人。头巾之下,可能是一个比你想象中更强大、更坚韧的灵魂。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波斯人,和为明天发愁的我
咱们中国人,从小被教育要“未雨绸缪”、“勤俭节约”。存钱,买房,为子女教育铺路,为养老做准备……我们总是为未来活得有点焦虑。
在伊朗待久了,我这个“优良传统”差点被颠覆。
伊朗人,尤其是年轻人,太爱“活在当下”了。
我认识一个叫萨曼的年轻人,在一家小公司做设计,工资换算成人民币,可能也就三四千块。
但是,他的生活品质,比国内很多月入过万的白领还要“潇洒”。
他每周都要和朋友去德黑兰周边的雪山滑雪,或者去山里徒步;他会花掉一个月的工资,买一部新手机;他的钱,大部分都花在了咖啡馆、餐厅和朋友聚会上。
我忍不住问他:“萨曼,你都不存钱的吗?不想着以后买房买车?”
萨曼当时正在捣鼓他的水烟,听完我的问题,他吐出一个漂亮的烟圈,然后看着我,很认真地问:“My friend, why?(朋友,为啥要那样?)”
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在德黑ran,一套普通的公寓,对他来说,可能需要不吃不喝工作一百年。货币每天都在贬值,今天存的一百万,明年可能就只值五十万了。
“所以,”他摊开手说,“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充满不确定的未来,牺牲掉我现在能抓住的快乐呢?”
“钱放在银行里会变成纸,但今天和朋友一起抽的水烟,这个味道,这种快乐,会留在我的记忆里,谁也夺不走。”
那一刻,我被他说服了。
这种“享乐主义”背后,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和一种被逼出来的智慧。
当宏大的未来变得遥不可及,人们就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经营每一个“当下”的微小幸福中去。
周末的家庭聚餐,比任何理财产品都重要。
朋友间无聊的闲逛,比加班更有价值。
一杯藏红花茶的香气,能抵御全世界的坏消息。
他们就像波斯最伟大的诗人哈菲兹诗里写的那样,相信“人生得意须尽欢”。
这对我这个习惯了“内卷”和“规划”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为了那个不确定的“明天”,牺牲了太多触手可及的“今天”?
要离开伊朗的那天,我坐在伊玛目霍梅尼机场,候机大厅里人来人往。
我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这大半年的片段。
闪过德黑兰堵得水泄不通的街道,司机们一边按喇叭一边摇下车窗和隔壁车道的人聊天;闪过伊斯法罕伊玛目广场上,一家人铺着地毯,在夕阳下喝茶的剪影;闪过设拉子粉红清真寺里,阳光透过彩色玻璃,洒下的那一片迷幻的光斑;也闪过无数张对我这个“秦”(Chin,波斯语中国的发音)来的朋友,露出好奇又热情笑容的脸。
这个国家,如此矛盾。
它古老又年轻,保守又叛逆,被禁锢又渴望自由,充满无奈又无比乐观。
它像一颗被粗糙外壳包裹的宝石,你只有用力敲开,才能看到里面复杂而璀璨的纹理。
如果你问我,伊朗真实状况如何?
我没法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
我只能说,别只看新闻,别轻易下定义。有机会的话,亲自去看看吧。
去感受那种被极致的热情和极致的客套(Taarof)搞得晕头转向的感觉;去在关起门来的派对里,见识头巾也无法遮挡的生命力;去听听那个为买不起房而苦恼,却依然愿意为你付账单的年轻人的笑声。
伊朗,它不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
但它会让你带着一千个新的问题,和一颗更宽容、更柔软的心,重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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