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春，陕北清晨的风依旧带着泥土的寒意。窑洞里，昏黄的油灯下摞着两摞书，一摞是《资本论》，另一摞是《左传》《孙子》。毛泽东伏案写着《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提纲，行云流水的笔迹仿佛在诉说两种文明的交汇。这一幕，无意间道出一个主题：在这位正在影响中国命运的领袖心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并非对立，而是一条贯通古今的血脉。多年后，一句“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震惊了西方记者，背后其实正藏着这盏油灯里那夜的思索。

延安时期频繁来访的外国记者对毛泽东多有记录，1944年10月，美联社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抵达陕北。一次茶话间，她半带试探地问：“主席先生，若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人之间二选一，您会更看重哪一重身份？”毛泽东抬眼望着窑外的山影，淡淡一句：“先是中国人，后为马克思主义者。”对话不过十余字，却在外人的笔记里被重重划线。它后来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报刊上反复出现，掀起一阵关于“东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

要读懂这个回答，不能只盯住几个字，需要把时针拨回更早。1918年，25岁的毛泽东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正值新文化运动最热闹的年头。有人拿着《共产党宣言》激动朗读，有人则在《新青年》上痛批孔孟之道已经腐朽。彼时的毛泽东，白天翻马克思，晚上仍在批改《古今韵会举要》。两条路线在青年心中并行不悖：一条通向欧洲工人运动的火车头，一条扎根岳麓山下的乡土脉络。这种双重意识，日后化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设计图。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城市。毛泽东在湖南乡间搞调查，写下那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意思的是，草稿背面还能看到他随手抄写的唐诗句子，用来对照乡村门第风气与诗中江山的对比。彼时，多数共产党员仍在寻找“工人城市暴动”的捷径，而他已决定回到山野，“向农村走，向农民求胜利”。这一步，被后世无数军事史家称为“战略大转向”，但在毛泽东看来，却只是一种对中国地理与人情的顺势而为。

1930年秋，井冈山的竹林里，各路队伍汇集。党内会议上一位年轻干部质疑：“按经典，革命应以工业工人为中心，怎么老是谈农民？”毛泽东淡淡地说：“没有饭吃，哪来的工人？列宁讲无产阶级领导，但谁是无产阶级，要看实际。”这段争论被陈赓回忆录记录下来，寥寥几句，却把传统哲学中的“实事求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时间来到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抗大总校毕业典礼。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从公元前的楚汉相争讲到抗日形势，用“三分四段”概念剖析敌我态势。听众里既有手握钢枪的指战员，也有翻译机前的外国观察员。后者暗暗惊讶：马克思主义原来能与《左传》《孙子》的兵法杂糅得如此自然。正是这种娴熟的割接，才让列宁的阶级理论在这片农耕土地上生根。

1945年重庆谈判，蒋介石在黄山官邸设宴。席间，有一位外媒人士问：“听说主席您诗写得好，却又是国际共产主义先锋，您到底信哪个更多？”陈立夫刚举杯，毛泽东笑道：“诗属酒肴，理是主菜，有菜无酒不行，有酒无菜更难。”宾客哄然。寥寥一言，再次点破了贯通中西的信念：立足本土，吸纳精华。

解放战争爆发后，人民军队在辽沈战役中使用“关门打狗”之策，正源自《孙子·九地篇》。同年11月，东北野战军在黑山、塔山布下沙袋垒工事，创造性地把“堑壕战”与现代火力结合。将领们后来回忆：总前委电令里，毛主席直接引用“围师必阙”，可离意却加上了“争取歼敌于运动中”这句典型的现代机动作战口号。两种话语，水乳交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典礼结束后，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句口号，在此前至少已经被他反复酝酿十年。试想一下，如果仍照搬“全盘苏化”，那么辽阔的中国乡村、复杂的民族关系、绵延的历史惯性，真能用一纸政令改写？答案显而易见。

1956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此时的毛泽东，已年过花甲。文章开篇并未谈阶级斗争，而用“中医治未病”的比喻说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学者公认，这段文字正是“阴阳互根”观念与辩证法的嫁接。后来的“百花齐放”政策，就产生于这种思维链条——放手让百家争鸣，再在矛盾运动中寻找最优解。

不得不说，苏联专家对毛泽东的这种“别家兄弟自作主张”颇多微词。1958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伊林曾抱怨：“中国同志太倔强，哪里都要贴上自己的印章。”国内一些理论干部也疑虑：这还是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则把质疑化作一句老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要想让真理结果，必须先适应土壤。

1964年秋，第三次人口普查初报，数据显示农村占比依旧超过80%。毛泽东听完汇报，沉默片刻，说：“马克思主义要在八成农民里跑通才算真理。”此后，农业合作化、农村文化站、赤脚医生制度等举措相继铺开，其理论起点正是“让真理跑通”——一个深刻的中国式表达。

七十年代初，法国作家索尔仁尼在北京采访，仍旧抛出老话题。他问：“主席，您强调阶级斗争，可又热衷吟诗作赋，这不矛盾吗？”毛泽东微笑反问：“莎士比亚写悲喜剧，同样也是英国人吧？”对答点到即止。索氏记录这段访谈时写道：“Mao knows the weight of the soil under his feet.”翻译回来，便是“毛深知脚下土地的分量”。这句话折射的，依旧是“先中国，后世界”的顺序。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享年83岁。讣告里除了政治生涯，还着重提到他“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不少读者注意到，这句评价排在“缔造人民军队”之前。排版不是偶然，突出了在理论层面对世界革命史的贡献。

那么，对今天仍在翻阅那段历史的人而言，关键问题是什么？答案或许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那段著名话语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短短八个字，跃过书斋与田野的高墙，一头连着旧王朝留下的乡土经验，一头牵着现代无产阶级理论，需要的，正是一种能打通经脉的“接骨术”。

对照百年历程，能够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越是回归本土，越能放眼国际；越是深入群众，越能举重若轻；越是呼吸古典，越能突破陈规。毛泽东的个人回答，并非一时的巧妙闪避，而是高度概括了这种实践逻辑。外国记者听到的只是一声“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真正写进史册的却是将近半个世纪的摸索与试验。

有人质疑，这样的自我定位会不会削弱国际主义？事实恰好相反。朝鲜战场的炮火曾给出注脚：只有在本土完成动员、炼就钢铁意志的国家，才有资格与任何帝国碰肩。志愿军过鸭绿江的时候，正是这种中国身份与革命信仰的合金，把“保家卫国”与“支援同志”熔铸为一体。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关于“身份排序”的问答，并未收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却在多份外文回忆录中反复出现。史料学者近年对比口述、档案、大量报刊后确认：场景发生于1944年5月10日清晨，地点为延安王家坪，提问者是美军观察组成员克拉克·塔克。小小插曲，却闪现了一束强烈思想之光。

对国内众多研究者而言，一段简短答语引出的思考远比字数本身重要。它提示：理论只有经过文化的层层筛网，才可能沉淀为可执行的行动方案；而文化，唯有在时代的锻压之下，才能激活沉睡的基因。毛泽东的高明便在于，把这两件事同时推进，以至于后世常常分辨不清哪一句来源于《资本论》，哪一句来自《韩非子》。

若问这条道路难度何在，答案或许躲在几个数字里：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28年；从星火到燎原，人口上升、地域转换、武装组织、金融粮秣……每项具体工作都要先过“本土化”这一关。不通过，无论理念多动听，都可能沦为空谈。显然，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当外国记者把选项摆上桌面，他才如此笃定地给出顺序。

历史书写常常忽视细节，然而细节里才能看见方法。抗战期间，他把《资本论》章节拆成小册子，配上通俗插图，在晋察冀边区以“马列漫谈”的形式发放；同时，他又要求分区干部未读过《三国志》不得主持作战讨论。两条硬性指标，恰似两只筷子，夹起的是千百万农民对革命的信心。

1962年庐山会议后，部分干部对未来路线表示徘徊。毛泽东引用《吕氏春秋》中的一句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随即提出“干部下放五七干校”设想。语出战国，却落实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设计中。再度验证了那条控弦——只要离开人民，任何主义都会变成空壳。

纵向回溯，横向对照，不难发现：从佛教东渐到马克思主义东来，中国文化对外来思想的反应机制如同一台巨大的沉淀池。浮沫被自然过滤，真金才得以留存。毛泽东的贡献，在于让这种传统机制第一次与现代革命结合，形成了可供复制的模板。

在课堂、论坛乃至民间茶馆，常有人探讨“信仰”与“国族”的先后。八十年前延安的一句回答，至今仍能提供坐标——根须若是断在空气里，枝叶再茂盛也难逃枯萎。简单一句“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并非口号，而是对这片土地历史规律的洞察。

如今的档案室里，仍能找到那张泛黄的采访手稿，右下角用英文写着“Very clever answer”。“高明”二字，评语冷静，意味深长。高明，来自融通；融通，来自对民族灵魂与科学精神同等重量的把握；而重量，恰恰是历史赋予每一个实干家的试金石。

【延伸部分，800-1200字】

延伸思考：从一句回答看“化”的路径

观察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可归纳出“三重化”路径：语言的通俗化、组织的土壤化、目标的阶段化。先说语言。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每天印数不到三万，却能在嶙峋山路里滚动穿行。原因之一是用词简易、生动。对比同年国统区报纸里晦涩的经济术语，就能看见通俗化的重要。毛泽东亲自修改社论，把“剩余价值”换成“剥削多出来的那一截”，把“辩证法”说成“事物都有两面”。语言变得有棱角，才扎得进农民的记忆。

再看组织的土壤化。1927年以后，工运受挫，毛泽东决定在山林和村庄里织网。根据地的土地法大纲不只是分田，还配套村苏维埃、互济会、儿童团等组织，层层嵌入农户生活。有人评论这像是将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亲族社会里，靠血缘、地缘维系日常。事实证明，这种土壤化让赤脚医生走进农家，也让赤脚通信员带出情报，实现了最基层的资源动员。

最后谈目标的阶段化。列宁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不可避免”放在19世纪欧洲工业国家背景下并无瑕疵，可面对八成是小农的中国社会便需分段设计。毛泽东以战略三段论规划抗战；建国后，又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先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再逐步进入较高阶段。阶段化避免了在起跑线就谈遥远的终点，增强可行性。

三重化相辅相成，离开任何一条，都会让理念失去黏合剂。回到那句“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便可发现其中暗含的思维顺序：先确认身份与情感归属，再对外来理论进行加工，最后用阶段目标引导实践。它不是一句机智的外交辞令，而是一套体系的暗号。

当年美联社记者记录此答时，注脚里写下“答案简短，却像一把钥匙”。七十多年过去，钥匙形状未改，却仍能开启关于现代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关系的讨论。只要研究者愿意深入档案与田野，就会发现那把钥匙并没有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