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烟台大学的教授沈渝丽特地前往沈醉的寓所进行了拜访。

沈渝丽甫一踏入，尚未来得及展开寒暄，沈醉便急切地致以歉意：

“我手中并无确凿证据显示施剑翘与军统存在联系。”

沈醉之所以作出如此解释，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他曾在过往的著作中提及，施剑翘与军统有着密切联系，更是戴笠的尊贵座上宾。至于沈渝丽，她则是施剑翘的养女。

沈醉在其著作中提及施剑翘与军统有过联系的原因是什么？

一

在民国时期，施剑翘可谓是声名显赫，尤其是她为父报仇的壮举，时至今日，依旧被众人传颂不衰。

关于施剑翘的亲生父亲，流传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施从滨，另一说则是施从云，后者是施从滨的胞弟，亦为滦州起义的发起人，辛亥革命的英勇烈士，且其牺牲较早。

施剑翘复仇因施从滨而起。

应指出，施从滨与弟施从云有别。

往昔岁月，施从滨兄弟在安徽桐城的故里饱受地主欺凌。晚清年间，他们投身于清军北洋军队。其中，施从云在新军中深受革命思想的洗礼，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浪潮。而施从滨则固执己见，选择依附袁世凯，不久后更得到了袁世凯的提拔与重用。

漫长的军旅生涯塑造了施从滨的军人特质，那就是对上司的指令无论正误，都能坚定不移、毫无保留地贯彻执行。

此成为施从滨被杀的根源。

图|施从滨

1916年，袁世凯离世后，北洋军阀势力分崩离析，各方势力为争夺地盘而战事连连。施从滨因长期执掌山东地区，曾是张宗昌麾下的资深将领。

张宗昌虽性格粗犷，却对施从滨这位在军事方面颇有造诣的将领极为器重。施从滨起初并不将张宗昌放在眼里，认为他性格反复无常，稍有不慎便招致责难，且麾下士兵多出自草莽，肆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然而，张宗昌对人才的渴求之情难以抗拒，施从滨无奈之下，只得应允加入其帐下。

1925年四月，张宗昌率领其部队由徐州挺进山东，全面掌控了该省，随即着手布局扩张至江浙地区。此举导致张宗昌与直系势力直接对峙。

彼时，张宗昌所领奉系入主关内，积极寻求向南拓展，并从中攫取诸多利益。孙传芳虽心存戒备，却也为了自身利益，开始寻求联络与结盟。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联合组成联军，自命为联军统帅，率领部队北进，抗击奉系势力。

浙奉战事的骤起，让张作霖感到措手不及，因此，他紧急任命张宗昌为江苏的善后事务由施从滨负责，同时，他被任命为安徽的善后督办，负责收复两地。在此期间，张宗昌委以重任，晋升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领部队进攻安徽的蚌埠。而张宗昌本人则亲自领军，率领白俄部队，从济南出发，沿着津浦路的东侧推进，以支援施部向南迅猛推进。

施从滨原本并不愿深陷军阀割据的战乱之中，他内心深处明白，自己所担任的前敌总指挥实则是个替罪羊的角色——战事若胜，荣誉归他人；战事若败，罪责则由他承担。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向张宗昌表达过退隐田园的愿望，却始终未能得到允许。

施从滨勉力跨上战马，随即提出，待此战结束后，他愿卸甲归隐田园，张宗昌一口应允。

施从滨，作为张宗昌麾下的一名杰出将领，其才华横溢，令孙传芳深感忧虑。因此，孙传芳不止一次派遣使者，试图说服施从滨，希冀能够与他共同合作。然而，施从滨恪守军人本分，屡次对孙传芳的邀请予以婉拒。

孙传芳十分恼怒。

施从滨率领精锐之师南征，所过之地，战无不胜，气势如虹，如同破竹之势，很快便抵达了安徽蚌埠。然而，因进展迅速，孤军深入，张宗昌所率掩护大军尚在蚌埠以北的宿县驻扎。孙传芳便趁此良机，派遣两路大军对蚌埠实施夹击，施从滨力不从心，在匆忙中只能下令从蚌埠撤退。

不料施从滨一抵固镇，便遭遇孙传芳伏兵突袭，兵败被俘，终落孙传芳之手。

在愤懑与痛恨交织之下，孙传芳对施从滨施以羞辱之刑，随后将他用铁丝反绑押送至蚌埠车站。彼时，他以钝刀残忍地割下了施从滨的首级，并将头颅悬挂于蚌埠车站，以示警示。悬挂着一幅红布覆盖、白字书写的横幅，上书“新任督抚施从滨”。

二

孙传芳采取如此残忍的手段虐杀施从滨，实则触犯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时期的一条隐秘而不成文的规定。

在民国那个军阀纷争的年代，尽管战火纷飞，血雨腥风，然而仍存在着一些未成文的准则。这些准则规定，对于被俘者或是宣布退隐的将领，通常都允许他们自由离去，不会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造成伤害。

施从滨58岁遇害。

孙传芳未曾料及，他亲手终结施从滨的生命，亦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注定的死亡伏笔。

“牺牲被俘，公理难寻；暴尸街头，悬首示众，人情尽失。痛失亲人，谁人能识我心中之苦？誓要报仇，不惜一切，不顾自身安危。”

1925年12月，正当施从滨遭不幸遇害之际，他的女儿施剑翘年仅19岁。

消息传至耳畔之际，施剑翘已下定决心，誓言复仇。

若父亲于沙场英勇捐躯，我自当铭记孙传芳非我之敌；然而，他竟对俘虏残忍下手，更在死后将我父首级高悬，此等仇恨，我与他永无和解之日。

应当明确，施剑翘并非施从滨的独生女，她尚有其他兄弟姐妹，然而在寻求复仇的道路上，她为了不连累至亲，始终独立行动，未曾与他人同行。

遭受父亲不幸遇害的打击，施剑翘首先找到了张宗昌，并向他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抚恤金得以一次性全额发放，施家遂在天津定居。

二、晋升堂兄施中诚担任团长一职，以继承先父施从滨的遗志。

三、我送弟弟施中杰以及另一位堂弟施中权赴日本深造。

或许是出于对昔日部下的怀念之情，张宗昌对施剑翘的请求一一予以应允。

施剑翘，一位柔弱的女子，立志复仇孙传芳，其难度堪比攀天，何况她依旧遵循旧习裹着小脚，行动受限。起初，她将复仇的期望寄托于外界的助力。

施剑翘求张宗昌提拔。堂兄施中诚，原本期望在施中诚位至显赫之时，他能助她完成复仇大业。然而，施中诚一旦身居要职，却对复仇之事兴趣寥寥，甚至转而劝说施剑翘：

“别想了，好好生活吧！”

堂兄的淡漠让施剑翘感到无比的悲愤，于是她毅然决然地提笔写信，与他正式断绝了兄妹之间的联系。

1928年农历九月十七日，适逢施从滨将军遇难三载之祭日，施宅迎来了一位临时寄宿的来客。这位访客乃阎锡山将军麾下谍报股的负责人。

“我愿共你报仇。”

施剑翘与施靖公结婚。

然而，自婚后十年以来，施靖公从未提及协助施剑翘实现复仇之事。直至1935年，施剑翘最后一次询问，那时施靖公已在阎锡山麾下升至旅长之位，对于复仇一事，他早已淡然。

悲痛欲绝的施剑翘在听闻此事后，毅然决然地离弃了她的丈夫，自此，他们之间再无任何联络。

自父亲惨遭不幸的那日起，施剑翘心中满溢复仇之火，目光所及无不映照着这一坚定的信念，自始至终未曾动摇。而后，施剑翘的嫡长孙女施朝晚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奶奶性格坚毅，言谈举止果断迅速，一旦作出决定，他人便难以动摇她的心意。”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历经外力复仇的徒劳之后，遂更名为施剑翘。同时，她也更改了两个儿子的名字。“大利”与“二利”更名为“佥刃”与“羽尧”，以此铭记家仇，不忘根本。

1935年，施剑翘历经手术解开了束缚已久的双足，随即投身于枪法的训练。同年，她的弟弟施则凡学成归国自日本，携回一把短刀，意图为父亲复仇。然而，施剑翘却坚决反对。

“血海深仇，势在必报。中良哥，施谷兰的胞兄，体质孱弱，性情懦弱，并无此报仇之志。此仇之报，责无旁贷，理应由我承担。倘若我未能手刃孙传芳而英勇牺牲，那么，这份复仇的重任便将移交至你手中。”

或许是天意使然，让施剑翘的复仇之路得以圆满，她的小儿子施……羽尧某日归家，向母亲娓娓道来：在幼儿园中，有一名叫孙家敏的小女孩。施剑翘对“孙”姓颇感好奇，便特意进行了探究，竟意外发现，孙家敏竟是孙传芳之女。

昔日，孙传芳于1928年败北之后，屡次图谋复出却屡遭挫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隐居于天津，自此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甚至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听闻其事迹，亦曾亲自登门企图拉拢，然而孙传芳断然予以拒绝。至1934年4月，孙传芳在天锦成立了佛教居士林，并自任理事长一职。

经过对孙传芳之女的暗中追踪，施剑翘终于精准定位并掌握了孙传芳的藏身之处。

然而，关于如何刺杀孙传芳，这又变成了一道棘手的难题。

施剑翘此后筹划了数个计划，却因顾虑可能波及无辜，以及担忧无法彻底制服孙传芳等多重因素，最终均告放弃。

某日，施剑翘偶然得知，孙传芳担任天津佛教居士林的理事长，每周均会前往城东南的居士林聆听佛法。她便以“董慧”之名，经人引荐加入了居士林，在听经的过程中，意外地与孙传芳相遇。

经过周密筹划，确保一切准备就绪，施剑翘毅然决定付诸行动。

1935年11月13日，星期三，这一天正是孙传芳约定聆听经文之时。施剑翘以身后火炉过热为由，请求移至前排就座。趁众人不备，她从衣襟中迅速拔出勃朗宁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部开了一枪，紧随其后，又分别朝他的太阳穴和腰部各发射了一弹。

枪声响起，孙传芳随即栽倒在地，四周人群皆为之震惊。施剑翘随即将事先备好的《告国人书》与身着将校制服的施从滨照片投向人群，高声公布自己的姓名和刺杀的缘由，同时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三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此举一时震惊全国。纵然其行径触犯了法律，然而在彼时，社会上对她的同情之声此起彼伏。施剑翘一审被判十年监禁，为她呼吁减刑的呼声络绎不绝。

1936年8月13日，在辩护律师的代为申诉之下，河北省高等法院对施剑翘作出七年监禁的判决。然而，当时社会各界纷纷呼吁法院依据先例予以特赦。

同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正式宣布对施剑翘实施特赦。

父仇得报，使施剑翘声名鹊起。尽管她此后投身抗战，为社会各界贡献良多，甚至将两个儿子送入了解放军，然而，这一切均不及她那划破长空的刺杀之举声名显赫。

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在于，晚年的施剑翘在其回忆录中，详尽地描绘了当年刺杀孙传芳的全过程，并对所用枪械的来历做了细致的阐述。

缘由在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声称施剑翘所持之枪乃军统或中统特务所供，更有甚者，传言她因此事而获得了一笔赏金。

施剑翘不悦。

彼时，施剑翘本可在天锦日本租借洋行中购得手枪，却因虑及可能引发的麻烦，最终作罢。恰在此时，弟朱其平，弟施则凡的同窗，途经天津时，便将他在南京军政部购置的一把全新的勃朗宁手枪及两盒弹药暂存于其家中。

起初，施剑翘对此事一无所知。恰是弟弟施则凡偶然间拿起这把枪，用以戏谑，她方才萌生使用此枪的念头。在成功刺杀孙传芳之后，该枪被当局收缴。而施则凡亦需赔偿同学朱其平五十多元的枪弹费用。

施剑翘与军统的关系，长期以来在坊间流传甚广。

沈醉，身为军统特务，一度对此说深信不疑，甚至毫不犹豫地将之收录于其回忆录中。直至后来，他方才对先前之言论作出澄清。

昔日，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之举，令当时正掌管复兴社特务处的戴笠深感敬佩。在他看来，施剑翘的行为堪称优秀特工的典范。因此，在特务处的各类会议中，他常以此为例，反复强调。时间一长，诸多军统职员误以为施剑翘亦属于军统之列。

沈醉所著之书问世后，书中所载内容令施剑翘深感不悦。她平生鲜少提及此次刺杀事件，却在晚年毅然决然地撰写了回忆录，并在文中反复多次对此事进行了强调。

“刺杀孙传芳之举，其动因纯粹源于复仇，乃个人行为，与抗日锄奸等政治行动并无关联。”

施剑翘当选为苏州市妇联副主席，鉴于其不幸患上子宫癌，随即前往北京接受治疗。不久之后，她转至五台山和北京的碧云寺静养，此后便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1957年，施剑翘光荣地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1979年8月27日，施剑翘女士因直肠癌不幸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四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对儿子施羽尧留下了深情的遗言：

“岁月已在我母身上留下痕迹，然而，心中仍怀揣着一颗热忱的心愿。若健康允许，我愿为祖国的统一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我曾有幸见过宋美龄女士，也见过蒋经国先生，我深切期盼着祖国的早日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