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以色列发动“狮子的力量”行动，对伊朗核设施和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空袭。 伊朗随即向以色列发射150枚弹道导弹，这场冲突标志着中东地区已超越传统的代理人战争模式，进入国家间直接军事对抗的危险阶段。

国际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将“日益加深的‘零国集团’世界的混乱”列为2025年全球第一大风险。 该机构指出全球领导力的缺失已经严重到危机级别，主要国际机构影响力正在下降，“流氓国家”势头正盛，世界大战爆发的风险正在加大。

钢铁产能数据揭示了现代战争的工业基础差距。 当前中国的钢铁年产能达到12亿吨左右，而美国的钢铁年产能仅维持在8000万多吨，和二战时期一个水平。 这种工业能力的巨大差距直接影响着持续战争潜力。

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工业产能低下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 这场中等规模战争进行大约8个月后，美国军援乌克兰的武器弹药就占自己总库存的10%左右。 美国无力独自支撑乌克兰战场的消耗，需要联合欧洲才能勉强维持。

核威慑是遏制全面战争的关键因素。全球9个拥核国家现存约12,500枚核弹头，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谈判陷入僵局。 一旦战争演变为核冲突，参战双方能得到的只有一片焦土。

经济全球化程度远高于一战、二战时期，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2022年中美贸易额达6906亿美元，形成关系“压舱石”。 全球贸易总额达32万亿美元，跨国供应链深度交织，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制约着冲突升级。

国际秩序呈现“G零世界”特征。 大国领导力缺失导致全球治理出现真空，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机构影响力下降。 这种状态类似于丛林法则，各国更加依赖自身实力而非国际规则来维护利益。

特朗普重返白宫带来政策变数。 他的“美国优先”政策在移民、国防、经济与贸易等多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导致盟友和对手都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 这可能引发地缘政治重新调整、紧张局势升级甚至核扩散风险。

关税战成为新博弈手段。 特朗普威胁对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对中国商品可能征收高达60%的关税。 这可能引发全球关税大战，破坏全球产业链，导致美国物价飙升。

中美决裂风险被列为全球第三大风险。 欧亚集团预测中美对立进一步升级，即使特朗普保持相对温和的追加关税等措施，也可能突破中国红线。这会导致世界经济割裂和供应链混乱。

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但可控。 美国对台策略转向“战略清晰”，在对台军售等问题上更加激进。 但鉴于特朗普政府的根本目的并非挑起或卷入战争，台海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

人工智能军事化带来新的风险。 2025年是人工智能关键之年，其发展和应用更加广泛。 AI可能带来就业结构变化、隐私侵犯、算法偏见等问题，还可能被用于制造虚假信息、操控舆论，对社会稳定和治理构成威胁。

能源争夺持续引发地区动荡。 中东地区石油产量占全球30%，伊朗扼守的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20%的石油贸易。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后，国际油价单日涨幅达7%，暴露了全球能源体系对中东地区的高度依赖。

俄罗斯面临经济衰退和盟友减少的困境。 美俄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高层会谈，美国试图绕过乌克兰和欧洲，直接协商俄乌冲突解决方案。 俄罗斯则借力中国突围制裁，中俄贸易额2023年突破2400亿美元。

欧洲在觉醒与依赖间挣扎。 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欧洲安全不能再指望美国”，欧盟加速推进自主防务建设。 但欧洲因对俄制裁转向高价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2024年美对欧能源出口占比达55%。

社会两极化和不稳定加剧。 各国国内社会两极化加剧，贫富差距扩大，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加深。 这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影响政府治理效能和政策制定的连贯性。

虚假信息泛滥引发信任危机。 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侵蚀公众对政府、媒体和科学的信任，加剧社会分歧和对立。这干扰公众对重要问题的认知和判断，影响社会凝聚力和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全球军费开支连续增长。 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达到创纪录的2.7万亿美元，连续第10年增长。 这种增长并不局限于传统军事大国，各国都在大力投资先进武器系统、网络能力和天基防御平台。

中美俄三国关系呈现“量子纠缠”状态。 2025年2月，中美俄三国罕见共同参与“科莫多-2025”联合军演，演习聚焦人道救援和非传统安全领域。 但这种合作表象下暗藏战略试探和竞争。

安理会乌克兰停火决议获得中美俄罕见一致赞成。 这一“共识”实为利益交换的结果：普京向特朗普抛出“三份大礼”，稀土合作、铝产品供应及军控谈判，而美国则暂缓对乌军援，冷落欧洲盟友。

气候危机加剧地缘政治紧张。 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2025年可能再创新的最热纪录。 这引发诸多灾难，如高温导致人员死亡、极端天气增加等，进一步加剧资源争夺和地区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