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对待张良与韩信的不同态度，深刻揭示了帝王心术中对不同威胁类型的精准区分。张良与韩信虽皆非刘邦沛县嫡系，皆半路投效，但二人的才能性质、权力基础及对皇权的潜在威胁程度有着本质差异。刘邦放过张良而诛杀韩信，绝非出于个人好恶，而是基于冷静残酷的政治计算：张良的谋略之才是可被掌控的工具，而韩信的军事才能则是可能颠覆政权的权力本身。这一区别决定了他们截然不同的命运。

张良的生存智慧在于其始终如一的去权力化定位。他出身韩国贵族，博浪沙刺秦已名动天下，但其投入刘邦阵营后，始终扮演着画策者的角色。他的价值在于出谋划策，而非掌兵统将。从鸿门宴解困到垓下围歼项羽，张良的计谋往往在关键时刻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他本人从不直接掌握军队，不建立自己的山头，不形成独立的势力范围。他如同一个顶尖的咨询顾问，贡献智力产品却不占有生产资料。这种角色使得他对皇权构不成实质性威胁。刘邦对他的信任，是建立在他有用却无害的基础之上的。更为关键的是，张良深谙急流勇退之道。天下已定，他便宣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主动从权力核心隐退，修炼导引辟谷之术。这种姿态彻底消除了刘邦最后的疑虑，表明他毫无政治野心，只求保全性命。他的智慧不仅体现在运筹帷幄，更体现在对自身命运的清醒认知和主动管理上。

反观韩信，他的才能与行为模式则触犯了皇权的每一个禁忌。他的国士无双体现在军事指挥上，这是一种必须通过直接掌控庞大军队才能施展的才能。他独立率军开辟北方战场，平定诸侯，过程中收赵兵未发者击齐，甚至敢于在刘邦被困荥阳的危急关头，先考虑稳定齐地再请求封王。这些行为在刘邦看来，无一不是拥有独立意志和强大动员能力的表现。韩信的权力基础不是来自刘邦的授予，而是源于其个人超凡的军事魅力（军中皆服其能）和战功积累的威望。这就使得他从一个执行者变成了一个权力源，这是任何专制君主都无法容忍的。此外，韩信的政治表现也加剧了刘邦的恐惧。他有时显得犹豫（在齐地徘徊是否自立），有时又显得僭越（自请封假齐王），这种不稳定性在刘邦眼中就是潜在叛变的信号。

从权力本质上分析，张良输出的是策略，策略本身需要被最高决策者采纳才能生效，其价值依赖于皇权。而韩信输出的是胜利，胜利直接带来军队的效忠、地盘的扩大和个人威望的飙升，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可与皇权分庭抗礼的权力资本。刘邦可以轻松地使用张良的计谋，但他却不得不依赖韩信的军事能力，这种依赖性在战后转化为极度的不安全感。除掉韩信，对于刘邦而言，并非诛杀一个功臣，而是拆除一个可能引爆的军权炸药包，是巩固刘氏家天下的必要步骤。

此外，二人的自我定位也截然不同。张良始终以帝者师自处，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而韩信则渴望裂土封王，成为一方诸侯，享受世俗的尊荣。这一定位差异决定了他们的行为逻辑：一个追求影响决策的过程，一个追求占有权力的结果。前者可被容纳，后者必须清除。

因此，刘邦的选择是一场精密的政治权衡。他放过张良，是因为张良的谋士身份、不掌兵的现状以及急流勇退的姿态，共同构成了一个安全的信号。他诛杀韩信，是因为韩信的军事统帅身份、独立统兵的历史以及巨大的声望，共同构成了一个致命的威胁。这并非刘邦个人忘恩负义，而是帝国政治冷酷的内在逻辑：任何无法被彻底制度化、驯服化的个人超凡能力，尤其是军权，都是皇权绝对安全必须排除的异质性存在。张良与韩信的不同结局，为此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