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烽火燃起之际，李一氓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毅然从延安踏上征程，奔赴南方，投身于红军与游击队携手共建的新四军。在此，他身兼新四军秘书长与军法处处长的重任，负责保管军部核心机密文件并负责保卫工作。在皖南的三年间，他不仅见证了新四军军部所有重大决策的制定，更亲自投身于这一决策过程。

在震惊全球的皖南事变中，他凭借着超凡的毅力成功脱险，最终抵达了香港。此后，他陆续向延安发送了七份电报，详尽地记述了事变的经过，并深刻剖析了他对皖南事变背后主客观原因的独到见解和深思熟虑。

正如他在1941年4月1日向中共中央发送的电报中所明确指出：“除了叶挺、项英、袁国平、周恩来之外，我所掌握的情报无人能出其右。”这份报告对于后世探究皖南事变的历史真相，无疑是一份极为宝贵的历史见证。

虎口脱险

1941年1月12日，这是一个不眠之夜，第七个，对皖南事变而言，亦标志着石井坑保卫战来到了最为悲壮与激烈的阶段。面对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猛烈围剿，皖南新四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东流山等关键战略要地接连失守，皖南事变的结局似乎已渐行渐近尾声。

随着夜色渐深，万籁俱寂，新四军军长叶挺果断地发布了分散突围的指令。在向延安发出由他亲笔签署的最后一封电报后，军部秘书长李一氓指导电台台长彻底销毁电台设备，并亲自监督机要员将所有密码本付之一炬。待他摸黑攀爬坡道，才意识到与军部其他成员的联系已彻底中断，平日里直接负责的机要人员也已四散而去。

为确保安全，他在密林深处的一片茅草丛中巧妙地挖出了一个隐蔽的洞穴。在此过程中，他忍受着难以言表的痛苦，将一些极其珍贵的文件藏匿于洞穴之中。这些文件包括毛泽东于1937年亲笔书写的指示信，1938年叶挺在与项英发生争执后所写的长篇书信，以及他本人亲笔记载的长征历程日记。

皖南事变爆发之时，新四军军部及其皖南辖区所属部队，共计9000余人，不幸陷入国民党军8万大军的重围。尽管近千名勇士奋力分头突破重围，仍有众多战士不幸落入敌手，或是英勇牺牲，我军几乎面临全军覆没的巨大灾难。

至1月14日，包围圈内仅存寥寥数人，均为新四军的残部。李一氓在山涧沟壑间忍受着饥饿，辗转躲避了数日。在这段日子里，他偶尔能遇见一些散落的新四军士兵，人数时增时减。然而，由于彼此间素未谋面，且还需提防国民党乡、保团队的搜捕，他们始终未能集结成一支完整的队伍。

未几，我有幸结识了军部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以及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此外，我还与教导队的两位杰出下属干部携手，我们五人迅速集结，共同孕育出一个虽规模不巨、却洋溢着活力的团队。

于是，他们在农历一月下旬悄无声息地潜入泾县山区，与一位对新四军心怀同情的当地农民建立了联系。日间，他们巧妙地在林中隐匿身形，待夜幕降临，便无声无息地前往那户人家，与主人共度晚餐时光。

随着农历新年的脚步日益临近，参与战斗的国民党军队已遵照指令，逐步撤退至既定防线。在这短暂的相聚时刻，他们深知在山林中逗留并非长久之计，因此迅速设法与上级建立联系，详尽地向党中央汇报此次变故的始末。

余立金与钱俊瑞计划自宁波出发，途径上海一地，目的地为苏北，之后转赴华中地区，与刘少奇在新四军及八路军总部的指挥所会合。李一氓则选择了从桂林至重庆的路线，前往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展开交流。与此同时，两名教导队下属军官也表达了返回福建故土的强烈愿望。鉴于此，众人决定先一同南下至太平县，尔后在屯溪各自分道扬镳，踏上各自独立的旅程。

在首度发起突围的关键时刻，每位成员都领受了专门划拨的款项。他们取出五十枚银元，慷慨赠予主人。此举不仅是为了对主人一家在困境中挺身而出，无私提供庇护与食宿的英勇举动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真诚地恳请主人的援助，以备购买化装所必需的衣衫。

在广大农民朋友的慷慨支持下，他们换上了民众的日常服饰。这些满怀热情的农民朋友更是精心为他们准备了各式道具，例如，李一氓肩头挑着一根竹竿，竿头悬挂着几块黄鼠狼等小型野兽的皮毛，宛若一位收购皮货的商贩。

钱俊瑞手持一竹篮，篮中装满了节日所需的香烛等祭品。余立金及其众多随从紧随其后，各自备好了得体的言辞。一切准备就绪后，主人引领众人踏上征程，步行三四里路，将众人送至通往太平县城的山道路口，然后挥手告别。

依照既定策略，为确保万无一失，五人精心伪装，模拟成互不相识的过客，各自独立行动，彼此之间保持约二三公里的距离，以便在必要时互相援助。此方案虽构想精巧，但落实到实际操作，却宛如纸上谈兵，仅剩形式而已。

众人对逃离那充满危险之地的泾县充满了迫切的渴望，步伐因此显得急促。队伍很快便陷入了混乱。李一氓因年事已高，步履略显踉跄，待到次日绕过太平县城时，他已经与队伍的主干拉开了一段相当的距离。

山间小径蜿蜒曲折，李一氓每走一步都显得异常吃力，不久，脚底便磨出了泡。行进途中，他两次险些与正在歇息的国民党军队遭遇，虽然历经磨难，但终究幸运地避开了这场危机。

第三日的傍晚时分，李一氓终于踏入了潜口镇的怀抱。由于缺乏通行证，他不敢贸然入住旅店。于是，他在镇郊找到了一间简陋的茅屋，暂时安顿下来。尽管他自诩为逃亡的川军士兵，然而店主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就识破了他是皖南事变后流散的新四军战士。

得益于新四军在皖南的深入耕耘，历时三年，其声望日益隆盛。店主对我非但未曾揭露其真实身份，更未曾对我施加任何不公待遇。相反，店主在暗中伸出援手，不仅为李一氓细心安排了食宿，更是不惜耗费巨资购得一张通往桂林的通行证。

持有通行证，即可在国统区内自由通行。李一氓即将踏上前往屯溪的旅程，店主特地为他安排了一辆人力车。在分别之际，店主微笑着透露，李一氓是新四军的成员。屯溪，徽州府的所在地，当时依旧保持着战后的宁静。众多避难至此的达官显贵纷纷汇聚此地，加之苏浙皖边区众多战时流亡政府机构的云集，屯溪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繁荣，被誉为“小上海”。

热闹非凡的屯溪街市上，李一氓意外邂逅了先他一步抵达的余立金与钱俊瑞。他们身着崭新的盛装，熠熠生辉，竟让李一氓几乎辨不出彼此。二人迫不及待地告诉李一氓，他们已购置了前往宁波的船票，并计划转道上海，即刻启程。于是，在屯溪的街头，三人紧紧相拥，依依不舍地互道珍重。

得益于两位友人的悉心指导，李一氓在估衣铺精挑细选，购置了一套布棉袍，同时亦购得一只手提箱。箱中满载着当地精选的茶叶，以及屯溪颇具盛名的徽墨。他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位游走四方的茶叶商人。他的旅程目的地是重庆，首站自屯溪启程，先是乘坐汽车抵达浙江金华，而后转乘火车，继续踏上行旅之路。

值此农历除夕佳节，不期然得知，无论是今日抑或次日的大年初一，开往金华的客车均暂停了运营。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他无奈之下只得临时寻觅了一家小旅馆，权且作为临时的栖息之所。他将自己封闭在房内，孤独且凄凉地度过了那个寒冷且寂寞的辛巳年春节。

大年初二，李一氓终究下定决心，不惜工本，向旅馆的员工求助，并在开往金华的出租车中成功占得了一席之地。历经曲折，他终于在2月6日，即元宵节前夕，抵达了桂林。

【转换失败】：【转换失败】：在火车站口附近报摊上，李一氓买了一份有中共背景的《救亡日报》，然后叫了一辆人力车，要车夫按报头刊登的太平路21号社址拉到报社，想通过报社找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不料，从报社传来的消息透露，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国内局势急转直下。桂林八办在1月20日接到了撤离的命令，已迁往重庆。经过一番深入了解，得知我方熟识的夏衍与范长江也已迁往香港。终于，李一氓成功与老友孟秋江取得了联系。孟秋江这位才智过人的人物，不知通过何种途径，竟然设法获得了一枚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证章。李一氓便以此证章为凭，以委员会职员身份入住了一家豪华的环湖旅馆。

依照既定路线，李一氓计划沿着桂林航线前行，亲赴重庆，向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详尽阐述皖南事变的始末。为此，他特地委托孟秋江与国民党元老、北伐军第四军首任军长、现执掌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一职的李济深取得联系，以确保交通安排的周全妥帖。

李济深对重庆的局势深感忧虑，局势的严峻程度让他心绪不宁，对于自身前往该地的安全亦抱有深切担忧。与此同时，刘少奇与陈毅已在苏北盐城宣布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他建议李一氓转往苏北的新军部，并表示将竭尽全力提供支援，协助他将从广东安全护送至香港，再继续前往苏北。

1941年元宵佳节过后不久，李济深精心策划，孟秋江鼎力推动，李一氓与同盟会资深元老李章达得以如愿重逢。李章达随后亲自陪同李一氓，两人自桂林出发，乘坐火车抵达衡阳，继而换乘汽车，于2月17日抵达了广东的韶关。

逗留韶关超过一周之后，我搭乘中美航空公司的班机，从韶关北部的乐昌机场启程，抵达了繁华的香港。抵达香港后，我立刻通过航空公司电话联系到了老友夏衍，得到了他妥善的安排，得以入住半山饭店。自皖南险境中成功突围，经过对皖、浙、赣、湘、桂、粤六省的艰辛跋涉，其中既有惊心动魄的冒险，也有平安抵达的庆幸，历时一个多月，我终于在香港与中共当地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

拟写七份皖南事变简报。

历经皖南战事之困，李一氓依靠中共的秘密通信渠道，连续向延安的党中央递送了七份关于皖南战事的详尽报告。这些报告不仅对后世深入探究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关键事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本身就构成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韶关的短暂停留中，李章达匠心独运地安排了李一氓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的私密会晤，该会晤定于2月24日举行。回溯至数日前的194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下达了一项重要指示，要求将1月15日公布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传达至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基于此，张文彬将中央的这一决定详尽地转告给了李一氓。

本《决定》明确指出，在项英同志的领导下，党政军系统鲜少向中央提交报告，这一现象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于中央的独特风貌。在这三年间，对中央的不敬之情已演变为一种极端异常且非同寻常的状态。“项英、袁某两位领导人的失误，在于事前未进行充分的精神准备，在紧急关头亦未能实施有效的作战指挥，更未展现出坚定的决心，最终导致了失败。此次的失败，正是项英、袁某一贯的机会主义领导方式所导致，其严重性远超一般战斗失利。”

《决定》郑重地向全党全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发出警示：“鉴于军队干部，尤其是独立作战区域的领导者，在长期实行分散游击战的过程中，我国培育出了强大的独立自主能力，但这绝不能转化为对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的抵制。若此，将可能引发极为严重的风险”，“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持有武装的共产党员，若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与军委的调度，无论他们多么自信或拥有何种才华，最终都将走向失败。”

身为新四军领导者的李一氓，在细读这份言辞尤为激烈的批评之时，内心不禁感到沉甸甸的。经过深思熟虑，他深刻认识到有必要向中央清晰阐述个人立场，于是即刻动笔撰写了一份电报。该电报通过广东省委，借助韶关的地下电台，秘密发送至延安，从而被誉为“皖南事变报告第一号”。

由于报告电文的篇幅有限，首要职责便是向中央报告“已安全抵达广东”的喜讯；继之，对中央发布的《决定》表达了“全然赞同”与“坚定支持”的立场；文章的结尾部分，简要梳理了个人在突围过程中的亲身经历与目睹的情景。

在香港，中共驻港代表廖承志与潘汉年认真倾听了李一氓对皖南事变全过程的口头陈述，随即指示他务必将事件的详细经过以书面形式详加记录。记录完毕后，该报告通过电台迅速传递至延安。

李一氓对自1月4日部队启程出发，直至1月6日双方交火，再到1月14日战斗暂告一段落的亲身经历进行了细致的回顾。鉴于事件的错综复杂与记录的冗长，他将相关信息进行了归纳与梳理，所记录的内容显得较为零散且间断，有时中断，有时续写。与此同时，他对电报进行了有序编号，以韶关发出的电报作为第一号，历经约一个月的时光，最终编制并发送了第七号电报。

第二份报告的成文日期定于3月6日，其主旨在于对延安方面来电中提出的疑问作出详尽答复，即皖变之败是否因敌方特务或内部叛徒泄露了重要情报。李一氓在分析中强调，“我方行军与作战均未以书面命令进行部署，而是通过口头传达行动路线……作战计划于六日上午经讨论确定，下午便迅速传达，并于当晚立即执行，知晓详情者寥寥无几。”此外，第三战区的联络参谋陈淡如于4号傍晚从泾县返回云岭，“若陈事先得知我方将于4号晚间采取行动，他绝不可能选择在此时返回。”基于这两点，李一氓得出结论：“据我推测，此次失败并非由机密泄露或内部叛徒的背叛所致。”

三月十八日完成的第三号报告，其核心内容是对皖南事变中项英同志的动摇表现及其个人出走经过进行了细致记录。回顾至1941年1月8日的深夜，我部在突围的艰难征程中遭遇重重险阻，局势陷入极度危急。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的项英同志，以及袁国平主任、周子昆副参谋长和李一氓秘书长等四位新四军的高级将领，未获军长叶挺的授权，擅自脱离了队伍，悄然离去，仅带领身边少数人试图通过隐蔽的小径逃生，意图确保自身安全。

得知这一讯息，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立即向中原局及党中央发送了紧急电文，内容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擅自脱离队伍”。遗憾的是，他们未能成功突破包围，于是于10日分别返回。尽管如此，中央的回复电文已剥夺了项英的指挥权限，并明确指示军事指挥的全面职责将由叶挺承担，而政治事务则由饶漱石主管。

项英重返石井坑，与叶挺的重逢之际，内心愧疚如潮，泪水不禁如泉涌。他随即向延安发送电报，坦白承认自己曾“临时动摇”，意图“带领队伍另寻出路，试图绕道突围”，此行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并郑重声明自己“誓与部队生死与共”的坚定信念。在部队被围困的危急关头，他曾一度丧失信心，动摇意志，选择逃离。这一举动使得项英在党内和部队中长期积累的威信几乎丧失殆尽。

“夜幕低垂，大约十点钟光景，项英忽然派人多次寻我，却始终未能如愿。我回到原地，才得知项英已派人四处寻找。随即，我赶往项英的所在之地，此时袁国平和周子昆也已抵达。项英一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边又紧紧地握住袁国平的手，而周子昆则静静地站在他的左侧，未发一言。我们匆匆转身，身后仅跟着二三位卫士，一同继续前行。”

起初，我对他此行的真实意图尚感迷茫，误以为他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以召开会议，进而作出最终决策。遗憾的是，并未见到老叶的身影。行进数十步之后，袁才透露，他的卫士并未随行，而周则低声细语，透露自己并未携带现金。至此，我才恍然大悟，项似乎又要重蹈覆辙，重演三年前在油山的旧戏码。我立刻追问项是否已经通知了老叶，他却反过来质问我，是否是我未曾通知他，而非老叶主动未至。

目前，我对这一行动持保留意见，并直接表达了反对立场，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当对方质疑：“你打算怎么办？”我回答：“我打算选择不同的道路。无论是进行游击战，还是单独行动，我都会尽力保护一些干部。此外，我还打算将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人从铜陵和繁昌安全转移至皖北。”

他迅速表达出支持，与我紧紧相握双手，并提出将xx一同纳入我们的行列，对方身上尚余些许银两。袁也当时表示愿意与我同行，然而鉴于今晚局势尚不明朗，他决定暂缓作出决定，待明日局势更加明朗时再做定夺。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与项、周一同启程。鉴于他们仅携自身同行，我们不得不各自分道扬镳，他们继续前行，踏上各自的征途。

在这场队伍更迭的风波中，李一氓在第三份报告中向中央展现了其深刻的自我剖析。五十年岁月如梭，提及那段过往，他心中依旧难以抚平的悔恨依旧浓烈。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坦率地写道：“我必须承认，在我担任新四军职务期间，我犯下了失误，未能妥善化解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的是，我明明知晓项英与袁国平有退出队伍的意图，却未能及时劝阻，亦未将此情况及时通报给叶挺。反而效仿他们的行为，擅自离队，并邀请了数位军队与地方干部一同行动。尽管这次行动仅持续了一天半——据笔者考证，从8日夜半至10日中午——然而，这却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过失。”

本第四号报告于三月二十日正式定稿，对在新四军行进过程中成立的三个纵队的兵力配置进行了详尽的解析。此外，报告亦揭露了企图对新四军实施围剿的国民党部队下设的七个师的番号及其详细的兵力部署情况。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进一步阐明了北移部队为何最终决定采取向南迂回的行进路径。

“是否宜先撤军一步，与项副军长携手研讨当前战局的演变趋势。”

7日下午3点，星潭与丕岭之间的百户坑指挥所内，一场关于进攻星潭的会议正紧张进行。叶挺在此场合中坚定地提出，应集中优势兵力，迅速拿下星潭。然而，项英在战前却显得犹豫不决，举棋难定。这一情形导致会议进程时断时续，直至夜幕低垂，竟然持续了整整7个小时。最终，叶挺情绪激动地发表言论：“时间即是胜利，我们绝不能犹豫不决，更不能缺少决心。即便是我认为错误的决定，我也会无条件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出决断，无论您的选择如何，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

最终，项英下定决心，决定放弃星潭之战，带领主力部队撤往丕岭西部。然而，他的犹豫不决导致战机被错失良机。在关乎部队未来行动方向的百户坑会议上，李一氓在第五号报告中如此记载：“叶希夷（即叶挺，字希夷——编者按）提出了两项计划：（一）立即撤退，循着原路返回茂林，随后渡过青弋江，进攻太平、洋溪、石台、青阳，甚至考虑向南推进至祁门、景德镇。袁某认为这一计划可行，但项英却持反对意见，认为在政治层面难以自洽。叶希夷则反驳道，当务之急是确保生存，政治因素应暂时置于次要位置。遗憾的是，这一建议最终未能获得批准……”

本第六号报告，成文于三月二十二日，对石井坑保卫战的激烈战况进行了详尽的记录。

审视此次战役的败绩，其根本原因首当其冲，乃项羽在政治决策上的失算。但若仅从军事层面进行深入分析，亦不难发现我们在战略部署上存在显著的失误。

1. 行动略显迟缓，若能提前三至四日，便可避免如此尴尬的结局。

2. 过度轻视了敌方的战斗力，并过分高估了自身的实力，误判四十师可以轻易被战胜。

3.选择地形进行选址时，若将自身定位在高山之巅或是深谷之底，实则并无裨益。

4. 预备阶段暴露出不足，投入战斗的人员比例显得偏低，同时，携带的物资亦显得过于沉重。

5. 在漫长的行军过程中，我军体力逐渐显现出疲态。敌方每日可轻松行军百里，而我军却只能艰难地前进四十里。

6. 若运用兵力失当，极易造成兵力分散之弊。若能使全军集中一路发力进攻，自能避免因兵力薄弱而孤立无援，亦能防止各部队之间出现脱节现象。

7. 我们在大型集群作战方面的实战经验相对匮乏。在过去的三年间，我们的战斗主要围绕以团为单位的作战模式展开。然而，在此次六团联合行动中，我们却很少见到有效的协同作战效果。

8. 既往子弹供应充沛，未曾重视节约使用，导致如今面临有枪却弹药告罄的尴尬境遇。

9. 参谋长履职不力，迫使周子昆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转向后方的勤务和教育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作战部署与指挥上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准确把握战局。

指挥经验不足。

11.在战争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往往缺乏周密的规划……对于基层连队的指导员而言，他们的职责仅限于进行简单的激励鼓动，而对战役全局的组织与协调工作则显得力不从心。

以下是我对本次战役军事失利之见解。若中央或军委再有垂询，我定将根据我所掌握的详实信息作出回应。考虑到在叶、项、袁、周四位之外，我所掌握的战事经过远超他人（报告已详尽阐述），我计划于四月十日左右启程，离港前往上海。

“皖南事变自1941年1月4日起，直至1月14日结束，总共不过短短11天。而我在3月份所起草的电报，与事变的发生相隔仅仅五六十天，那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场重大变故，至今记忆犹新。若要我现在重新详细叙述，力求达到电报中所记录的详实程度，实在并非易事。”

受党内警告

1941年四月的中旬，李一氓伴随潘汉年自香港抵达上海，历经半个多月的跋涉，他们最终安全抵达了苏北的盐城。

当时，为了防止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可能变节投敌的个人混入新四军队伍，新四军新军部与华中局携手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对每一位成功突围归队战士执行了严密的审查流程。在华中局，李一氓严格按照规定，详尽地向组织汇报了皖南事变的始末以及他个人的突围经过。经过深入分析，华中局将相关情况上报中央，并认为李一氓在部队转移途中擅自离队的行为，是对项英机会主义错误采取调和立场和自由主义态度的体现，因此应在组织上给予其警告。延安方面的回复对此表示了认同。

1941年深秋的夜晚，华中局召开了一场专题会议。李一氓同志在会上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对皖南事变中的失职进行了认真反思。随后，与会华中局的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曾山等同志纷纷对李一氓同志所犯的错误提出了诚恳的批评。紧接着，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就李一氓同志在皖南事变中所犯错误做出的党内口头警告决定。这一口头警告，是中共党纪中的最低处分形式。

“错误自有其错误，吃蛋糕便是吃蛋糕。”言罢，他也即刻上前，取了一块蛋糕。

原本以为经受了组织的处分，此事便已落下帷幕。然而，恰在1942年刘少奇奉命重返延安之际，即2月15日至3月5日，他在苏北阜宁的单家港主持召开了华中局的首次扩大会议。在众多来自各方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注视下，李一氓再次被要求在会上对皖南事变的失误进行公开的检讨。

此后，李一氓先后担任了中共淮海区委副书记、淮海行政公署主任、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旅大区委副书记、大连大学校长等要职。在祖国解放的关键时刻，他再度肩负重任，相继出任驻缅甸大使及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在“文革”的狂潮中，李一氓因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中余立金案件的影响，以及皖南事变旧案的再起，不幸成为了“专政”的牺牲品，被囚禁于秦城监狱，度过了长达五年的铁窗生涯。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他被迫撰写了自己一生的详尽自传。1973年10月，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实，他终于重获自由。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等要职。在数十年的时间跨度内，他未曾对皖南事变公开发表过任何评论。

1981年，适逢皖南事变四十周年纪念日。在那个秋季，李一氓怀着对往日战友的深切缅怀，特意前往南京雨花台的望江矶，对项英的墓地进行了庄重凭吊。伫立在墓碑前，触目伤怀，他即兴吟咏了一首诗篇。

秣陵秋染浅丹霜，

独有荒坟卧望江；

麦饭篮空惭无奠，

桐弦调走笑雌黄。

临危受命原无忝，

到死方休亦可伤；

四十年间云岭怨，

皖南山色自苍苍。

细品此诗，从文学鉴赏的视角审视，无疑是篇佳作。诗人匠心独运，以“霜”、“荒”、“怨”、“伤”等字眼，巧妙织就了一幅低回而哀婉的画卷，其间似乎隐隐流露出对项英不幸命运的同情与心中不平之气。

李一氓对这首诗情有独钟，遂于1982年清明节亲笔泼墨，将之作寄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以示珍藏。李一氓的书法素享盛誉，纪念馆在得此墨宝之后，自然欣喜万分。然而，未曾料到的是，这首诗被中共安徽省委的一名热忱人士发现，该人士认为诗中内容与情调颇有不当之处，遂向省委汇报，并以个人名义上报中央。中央书记处对此事亦专门与李一氓进行了沟通。李一氓未曾料到，一首悼念战友的质朴诗作竟引发了如此大的波澜，他内心的郁闷与无奈，不言自明。

项英、李一氓、叶挺关系复杂。

谈及项英、李一氓与叶挺这三位历史人物的交集，其间的联系实则错综复杂。项英与叶挺之间的摩擦，在当时的新四军军部内部并非秘密，众人皆知。

新四军自成立之日起，尽管叶挺肩负军长重任，但由于其非中共党员的身份，部队的实际指挥权自然而然地移交至副军长项英手中。项英同时担任中共东南分局书记与军分会书记的双重职务。这样的权力分配格局，正是基于中共“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在这种形势下，对项英来说，尊重并团结叶挺显得尤为重要。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五四指示”中，不仅对新四军的未来道路进行了周密的规划，而且在信的末尾，他特别叮嘱项英：“务必维护与叶同志之间的和睦。”将叶挺尊称为“同志”，毛泽东此言寓意深远，意在告诫项英，不应将叶挺当作外人看待，而应将其视作共同战斗的伙伴。

鉴于他无法出席党的会议及军分会会议，叶挺在执行公务时深感诸多不便，且难以及时参与到军务事项的处理之中。1938年6月上旬，在公务出访武汉之际，他向长江局提出了委婉的请求，期望能够在新四军内部设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讨并妥善处理一切军政事务。

经中共中央深思熟虑，考虑到对叶挺同志合理要求的充分尊重，于6月9日向长江局发出复电，明确表示正式批准成立新四军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等同志共同组成，其中项英同志担任主任一职，叶挺同志则担任副主任。

然而，在项英担任新四军军部职务期间，他并未充分认识到与叶挺军长紧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述，项英在军中对叶挺军长的态度表现为“缺乏尊重与信任，未能赋予其独立指挥军事的权力。有时甚至越权行事，自以为是”。

叶挺在新四军中遭受了不公的冷遇。最初，他曾在司令部参谋处并肩作战，后来也一同迁往项英的居所。项英曾与叶挺同席共餐，但不久后却转而前往大食堂用餐，将叶挺孤零零地置于一边。在这样的境遇下，军部其他干部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叶挺保持了距离。孤独的叶挺，常携带他钟爱的相机，在军部驻地的四周漫步，用摄影来驱散心头的忧愁。

叶挺心怀满腔热忱，决然承担起新四军军长的重任，矢志不渝地投身于抗击外敌的斗争，以期实现个人的抱负。然而，他未曾料想到，自己不仅要承受国民党当局的桎梏，还要遭受项英的排挤。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感到震惊，于是在1938年10月，他毅然决然地提出辞呈，愤然前往广东。蒋介石对此对中共方面做出了明确回应，表示叶挺已脱离新四军，因此新四军的问题必须重新审视，并需委派新的人选来接任军长一职。

中央书记处紧急接获报告，获悉蒋介石有意利用此事件大加渲染，遂对此事迅速提升至高度关注。随即向驻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发出紧急电报，指示：“即刻邀请叶挺来重庆进行会面，务必全面解决新四军的相关工作问题，并请叶挺向蒋介石表明其有意重返新四军工作的决心。”同时，对周恩来与叶挺的会晤提出具体要求：“在与叶挺的沟通中，必须明确界定其在新四军中的实际职务与权力，以确保其能安心投身于新四军的工作。”

周恩来深刻洞察叶项矛盾的根源，在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明确了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叶挺需重返四军，我的处理方针是既要确保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稳固，又要调整工作关系。新四军委员会应任命叶挺为正职，项英为副职，但项英实际上应承担政委的职责。”193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对“叶正项副”的新四军委员会提议表示赞同，并强调指出，“解决叶挺问题对于新四军的未来发展及全国各界对我国的态度具有深远影响”，因此必须对全军干部进行教育活动，以确保对叶挺问题的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

于重庆，周恩来一方面不懈与蒋介石交涉，力陈中共对于叶挺职务更替之坚决反对，另一方面，他坦诚相待叶挺，促膝长谈，终使他信服。周恩来更毅然决然，亲自陪伴叶挺返回皖南军部。叶挺深受感动，于是撤回了辞职申请。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与叶挺等领导一同到达云岭。在军部会议中，他宣布了六届六中全会对华中战略发展的指导方针，并对中央对叶挺在 新四军内地位的确认与敬重予以重申。周恩来在指责任英时指出：“叶挺同志不仅具备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北伐时期便享有崇高声望。他对党的解放事业充满热情，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我们不能仅因为他非党员就对其产生疑虑。若他身在党内，其对党的贡献无疑会更为显著。他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如此深厚，若不与他携手合作，我们又能与谁携手？”

仅仅半年时光匆匆流逝，叶挺又一次提出了辞呈。此刻，叶挺与项英之间的分歧已明显暴露，主要表现在对新生四军战略方针的不同认识上。

1939年11月7日，叶挺在重庆与秦邦宪、何克全、董必武、叶剑英联名向中共中央发送了一份紧急电报，就长江以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目前，江南新四军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活动范围持续收缩，与外界联系中断，行动受到严苛的限制，部队被迫分散，编制和经费亦受到严格的管控。实际上，新四军正承受着顽固派和敌寇的双重压力，艰难地寻求生存。唯有坚定不移且秘密地实施将部分力量坚守江南现有区域，主力向江北推进的战略，将工作重心转移至江北，才能确保武装力量的持续壮大。”

（一）建议迅速派遣大批政工人员前往江北，以便积极开展政治筹备工作；（二）应优先将子弹、药品等关键物资转移至江北指定地点；（三）在江南保留必要兵力之余，主力部队应分期分批组建游击支队，实施分散渡江作战；（四）将主要作战区域定位在津浦铁路东侧；（五）指挥机构必须秘密转移至江北地区。

数月前，叶挺将军亲自踏足江北敌后，对当地新四军的发展条件进行了详尽的实地考察，对其优越性有着深刻的了解，远胜于皖南地区。他所提出的战略建议，在时间上甚至比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的以苏北为起点，进而扩张华中局面的策略，还要提前半个月。这一行动无疑体现了革命先辈们的战略共识。这一切无不凸显了叶挺将军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全局掌控力。

1955年4月，在首届亚非会议上，陈毅元帅与往日的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重逢，不禁回忆起皖南的往事。他指出：“新四军重组之际，矛盾之种已然播下，叶挺军长与项英副军长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尽管我对项英副军长怀有敬意，并且我们私交深厚，但在军事战略上，我始终站在叶挺军长这边。我们曾就此事多次进行私下商议，并在会议上展开争论，但始终未能形成共识。”遗憾的是，项英副军长最终并未接受叶挺和陈毅的正确意见。若当时能果断实施这五项部署，及时将主力部队和军部分批转移至江北，皖南事变的爆发或许便能得以避免。

2010年，我于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时，有幸翻阅了陈诚先生带回的“石叟资料”。资料中，我发现了一本于1939年3月编纂的《陆军新编第四军成立经过概况》小册子。册子的第四部分“人事概况”中记载：“人事配置全然受党派操控，军长叶挺……党派大权实际上由副军长项英独揽。据悉，二人关系并不甚和睦。”

秘书长李一氓与项英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以至于他被誉为项英的知己。这一赞誉无疑源于国民党方面的观察。即便在国民党内部，对叶挺与项英之间的龃龉也心知肚明，此事早已不再是秘密。相比之下，李一氓与项英的友谊显然超越了与叶挺的交往，这一点不容置疑。在皖南事变爆发期间，项英在撤退途中，将叶挺与饶漱石留在了后方，而他本人则与袁国平、周子昆一同撤离，并多次派遣使者寻求与李一氓的会面，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李一氓的观察揭示：当叶、项之间的争执公之于众，其脉络清晰可见。他认为，“这固然易于处理，但需一一辨明双方的是非，以国家大义为重，逐个妥善解决。然而，这场纷争却如同影随形，难以捉摸，双方均未曾直接向我倾诉。当时，我亦未能充分认识到其严重性，更无权将他们召集起来，进行公正的裁决。隐约之中，叶挺似乎总在寻找借口，意图脱离新四军，采取避让的策略前往重庆或澳门。同样，项英似乎也总是在策划促使叶挺自行离开新四军，并协助他达成这一目标”。

“身为调停之人，我似乎并未成功。”

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志光，就新四军及皖南事变议题，屡次造访李一氓。至1990年，这位数十年来未曾公开发声谈论皖南事变的李一氓，在《人物》杂志当年的第五期中，发表了题为《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的署名文章。同年12月4日，李一氓在北京不幸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