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红歌会网

主席：

八月十二日凌晨六时，尊敬的信件已悉心拜读。昨晚自您处归来，与周惠同志深入交流至深夜，对您的指示要点进行了详尽的体会分享。

秉承全会的精神，由彭德怀同志主持的军事俱乐部，实则背离了党的路线，对抗中央、主席和总路线。彭德怀同志的信函，被解读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宣言。至于我，曾与彭德怀同志进行过沟通，与黄克诚同志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且与张闻天同志进行过一次意义深远的对话。至八月十日当夜来临之际，对于事件的详细经过，存在严重的隐瞒行为。种种迹象，按照推论的逻辑，似乎我应当被归类为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行列；加之我抱持着不少右倾的思想与观点，由此推断，我恐怕也难以避免被指责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周惠同志与我同处一域，我在与彭同志的交流中，部分内容亦曾与周惠同志探讨。记得在庐山，我第二次前往彭同志处进行谈话，那实乃他出于一片赤诚之心，力劝我前往，故而他也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军事俱乐部的边缘。他在群众运动及众多其他议题上持有坚定的立场。但鉴于我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对此亦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追溯下去，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从当前反对彭同志和右倾的斗争形势来看，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当我们自我审视，坦诚相对时，却发现实际情况与我们的认知有所偏差。我想，若要戴上这样的帽子，我必须向主席、中央、全党，以及湖南的党员和人民，甚至我的家人，承认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两大错误。然而，若进一步深入，泪水便会不由自主地涌上眼眶，言语也变得哽咽。在此，周惠同志情绪激动，放声痛哭，而我则强忍泪水，泪水与话语交织。在这两个问题上，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一点毋庸置疑（与周惠同志相比，我深感差距）。

今晨十时，我收到了您的来信，指示我准备一份详尽的材料。原本计划在昨日便将我的思考与行动整理成文，向您汇报。然而，由于您不时地插话，我的思路有时也会受到影响，尽管耗时较长，但我仍觉得有许多话未说完。借此机会，我希望向您详尽地报告我所收集的资料以及我的思想状况。请您相信我的忠诚与诚挚，我以对您、对党中央、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我生命的承诺，保证所提供的每一份材料都是真实且无误的。尽管我的记忆力有限，可能会导致某些语言、细节或记忆的遗漏，但在关键性的材料上，我毫无保留，也绝无疏漏。

拟分问撰写。

我和彭德怀的交往和谈话经过

1. 彭在武昌会议之后对湖南的视察及其谈话内容，可详阅我于八月三日所撰写的检讨（见全会简报第十号）。需补充的是：我方才领悟，彭所谈及的那番话语，实则暗含着自我拔高与助力我的深意，而我当时却未曾察觉。

2. 在庐山，我与彭的两次正式会面，首度会晤定于七月三日或四日的清晨，系我主动发起的，非彼所邀。会面内容，除已详载于八月三日的自我反思中，亦涵盖了彭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议题。

甲、在中央常委的团结阵容中，少奇同志自担任国家主席之职后，其发言空间逐渐受到限制；恩来、陈云同志鉴于过往的失误，发言时显得尤为谨慎；朱德同志的意见表达相对较少；林彪同志因身体原因，对形势的把握有限，发言频率不高；小平同志亦因种种不便，难以多所发表。种种迹象表明，在常委内部，某些议题或许难以得到深入的探讨。

乙、他敢指缺点。而且，他频繁地向主席呈送一些带有批判性质的资料，其中包括广州军区的文件（当时他手握，而我并未详加审视）。此等言论，或许会引起主席的不快，但即便面临被免职的处罚，黄克诚也足以担起国防部长的重要职责。

丙、自欧洲归国后，他向主席作了详尽的汇报。提及铁托身边有数十人纷纷弃他而去，投奔阿尔巴尼亚，话音刚落，主席的面色骤然变得铁青。

在召开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前夕，主席邀请了陈云、富春等六位领导，共同就今年的钢铁生产指标进行了深入探讨。陈云同志指出，实现二千万吨的产量目标似乎难以达成，然而主席并未对此作出回应。会后，外界舆论纷纷猜测，似乎在武昌会议落幕不久，便有关于调整指标的动向。传闻中，富春同志曾进行相关宣传，但并未明确指出是谁提出了这一意见。

戊、主席亲自以个人名义致信基层组织和干部，其行为是否经过中央的批准，尚不得而知。

彭总在西北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摘要（见《庐山会议简报》第四十八期）中，除却第二页七月四日所列的第二项“我曾犯下四次错误”，以及第三页七月六日所列的第一条至第三条内容未曾与我进行深入探讨以外。其余各项内容，大致已有涉及。该表述并未如此坦率地指向主席，其含义亦与摘录原文有所出入。

3. 我们的第二次与彭同志的交流，紧随与周惠、本人以及李锐同志的首次会面之后，大约在七月十一日或十二日之间。在这场交谈中，我们深入领悟了主席的旨意：庐山会议的核心在于全面肯定成就，总结经验，同时也鼓励对不足之处进行坦率的探讨。周惠同志出于诚挚的善意，认为主席的见解完全可以传达给彭同志。我曾向周惠提及，彭某怀揣数项构思，意欲向主席汇报，却因担忧言辞可能不周，心情显得异常紧张。我赞同周惠观点。

确保综合平衡至关重要，过去在计委的运作中，在这方面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乙、会议应轻松自由，畅所欲言。

丙、回顾去年对产量预估过于乐观的现状，我曾指出，上行下效，过度的乐观情绪在基层亦随之蔓延。

丁、主席在谈及蒋干的传奇事迹时，亦提及了曹营在事务处理上所面临的艰辛与挑战。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此刻，他谈到了正着手为主席草拟一封亲笔信。我建议不妨将他在西北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内容整理成文字材料，附于信件之后一同呈送主席。他在小组会议中曾发表过独到见解，但遗憾的是，这些观点并未在简报中得以呈现，而其具体内容，他当时亦未作系统性的阐述。听闻此建议，他表示赞同，并亲切地称我为他的智囊。我建议他在撰写信件时务必保持冷静与客观的态度，往昔的经历已充分警示他，与主席的交流同样不能忽视冷静之重要性。

至于该信的具体内容、其措辞方式，抑或最适宜的撰写与投递时间，我对此一无所知。

4. 今后我们还有两次相聚的约定。首次相聚定于七月十八日的上午，届时，我、周惠以及李锐同志将一同前往拜访黄克诚同志，并与他进行大约一个小时的深入交谈（具体内容将另行详细说明）。交谈结束后，我们将一同前往参加总理的会议。在出门之际，恰好遇到了彭同志，但双方并未多作交谈。

七月二十三日之夜，在主席的发言落幕之后，我遭遇了与李锐同志在思想上的分歧，这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情绪。于是，我毅然决然地寻求黄克诚同志的指导。正当我们的谈话即将告一段落，彭同志恰巧步入黄克诚同志的室内。我提到我们已被甩到了三十公里之外，彭却轻描淡写地答道：“那又何妨，不过是区区三十公里罢了。”他简短表达后离开。

5. 有关彭的过往，我仅有所耳闻，他曾在百团大战期间未严格遵从中央的决策。至于彭的其他历史细节，我则一无所知。心怀善意，视其为良善之人，故而主动与之亲近，却未保持应有的警觉。对其言辞，亦持开放与自由的态度，予以接纳。鉴于我怀揣众多偏右及谬误的观点，我们的交流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共鸣。在讨论湖南的局势时，我的话语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若干右倾的言论，这或许会对彭产生某些影响。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似乎成了为他提供论据的工具；与此同时，在阐述这些错误观点的过程中，我亦不自觉地成为了他的忠实代言人。

我与黄克诚相识。

我与黄系于湖南共事期间结缘。自一九四九年直至一九五零年岁末，黄系担任省委书记一职，而我则履新宣传部长。随后，从一九五一年至九月，我接任湘西区党委书记一职，同年九月，黄系调离湘西区前往中央工作，我亦重返省委，担任副书记之职。

2. 我对他与我之间的联系一无所悉；至于彭氏对党的挑战，黄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是我所不知的。

3. 往昔，我对黄敬重充满敬意。他为人正直不阿，行事果断迅速，虽有时显得粗率，却更令人心生钦佩。经验不足于群众运动。我持有较为保守的思维方式，习惯于从负面角度审视事物。个人的生活中确实充满了挑战与朴素。与他在隔壁墙壁共居已有一载，这让我对此有了深刻的体会。在湖南任职期间，他将积累的地方资金全部投入到地方工业的建设中；而省、地方的建筑项目，则大多在他离职之后才得以动工。

4. 每次我前往京城参加会议，总会拜访黄、雪峰、先念同志的寓所——随着与震林同志关系的日益加深，我亦时常造访——以商讨工作事宜。在这些地方，黄处成为我频繁造访的首选之地。谈论工作状况时，他常引导我以更加关注负面与挑战的视角去思考。关于中央人事的问题，他从未与我有所涉及。唯有在讨论湖南的粮食情况时，他提到了震林同志，称赞谭某为一位善良的人，但紧接着却明确指出此事不宜深入。每当涉及中央人事的话题，他便立刻打住，暗示这样的议题不宜继续讨论。这正是我过往对他印象深刻、充满敬仰的要素之一。我与黄先生偶尔会进行书信交流，这样的频率大概是一年两三次，信件内容主要围绕具体的工作事务展开。

首先，他观察到当地的粮食状况良好；其次，乙。有地方仍在用木炭炼铁，请停用。丙、他提出，对衡阳县委第一书记魏凡同志的能力表示担忧，认为其当前职位并不适宜，建议我们认真考虑进行适当的职务调整。在赴郑州参加会议的前夕，他在长沙机场等待登机。在那里，他与周惠同志相遇，据周惠同志回忆，双方的交谈内容大致与之前相似。

6. 庐山与黄某的两次交谈，均由我、周惠、李锐三位同志共同参与。

初次会晤将于十九日的拂晓时分，大约八点钟举行，我已通过电话向李锐同志发出邀请。在此次的交流中，我们不仅对湖南工作中的多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涵盖了木炭炼钢的实际情况、浏阳工作的不足之处，以及衡阳县委书记的履职问题——而且我们还共同对会议的细节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在与李锐同志的交流中，我感受到会议的氛围似乎笼罩着一层难以言说的压力，让人难以直接指出缺陷。黄对主席在与我们对话时所传递的精神进行了简洁的概括，强调自郑州会议之后，主席便着手积极纠正一系列存在的不足。谈及彭所撰信件，黄直言初读之时，便发现其中漏洞频现，问题丛生，颇具争议性。实际上，若深入剖析，或许还能揭示更多关键性的问题。然而，这些话语终究不宜直接向彭提出。约莫在八点五十分左右，彭进步入了黄室，未作多言，便径直踏入交际区，加入了总理正在主持的会议之中。

“你们的表达方式不对。”李锐评论称，主席的这篇讲话如同钓鱼、玩弄风云，他认为主席在近年来在各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得其国内外声望显著提升，似乎有了一点自满的倾向。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若未来不能恪守六项原则，则极有可能堕入修正主义的陷阱。

周惠同志虽沉默，却发言几句。在二中全会撤销决议的过程中，主席同样有所涉猎；于家中偶得主席与斯特朗的对话摘录，斯特朗当时曾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才华均不及主席，主席当时理应作出适当的回应。

鉴于我当时的抗拒情绪，我迫切希望前往主席那里进行沟通。不过，主席之前已经安排了与黄处的会面，尽管周惠同志并不情愿前往，我还是坚持带他一同前往。

在与黄处的洽谈过程中，我们深入交谈了一小时之久。起初，我对主席讲话的突然转向，其方向上的鲜明对比感到十分惊讶，心中不禁涌现出诸多疑问，对于这样的转变，背后究竟是基于怎样的考量。随后，李锐同志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谈及主席，人们往往不禁想起斯大林晚年时的模样，那是一种带有几分傲慢与专断的风范。因此，我忍不住产生了疑问，想要了解中央集体领导机制具体是如何运行的。关于我们期望与主席直接会面进行商谈的意愿，周惠同志当时并未作出任何评论。黄同志则建议我们保持冷静，并强调了中央集体领导制度的优势；他指出，主席在阐述方向和立场问题时，其观点是恰当的；同时，他表示，对于存在的错误和不足，我们应当进行反思；并且劝告我们不应在情绪激动之时急于求见主席。经过这番劝慰，我们才逐渐安抚了情绪。接着，周惠同志发表了几点看法，其核心是，主席关于反右倾的讲话精神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手段上，我们需深思熟虑。此外，他还重申了之前所提出的观点。

从三人讨论的对话转变为四人热议的场面，这一变化主要应归咎于我和李锐同志。李的情绪尤为激动。经过一番坦率的交流，我们的心情逐渐恢复平静。话题随即转向了湖南地区的早稻收割事宜以及当前的抗旱状况。临别时，彭进黄步入屋内，提及了第八页第四条中的某些文字，随后我们便各自散去。

归途漫漫，我们心中满是懊悔，情绪沉重，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周惠同志的悔恨之情尤为深切，他不时自问，面对如此严重的过失，该如何是好。实际上，我内心的焦虑与他的并无二致。既然错误已经铸成，未来必然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但在那一刻，我们只能选择沉默以对。关于这次谈话，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在频繁参加的会议中，我都曾恳请黄同志暂时不要提及此事。我郑重承诺，待时机成熟，必会向党组织作出详尽的解释。而黄同志在十日下午的小组会上，将这些话语坦诚地公之于众。

与张闻天交谈

在延安，我有幸与闻天同志相识。然而，除了曾在延安期间就一二九运动的相关资料进行过深入探讨之外，我们并未有更进一步的交流。至于闻天同志过去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我也略有耳闻。

七月十九日，我于新编小组会上发表了一次讲话（详见《庐山会议简报》第十八期第八页）。会议落幕之际，我们并肩步出会场。我借此机会向他询问我的发言是否得到认可，他给予了我积极的评价，并热忱地邀请我至其府上，以进一步深入交流。正巧，在归途中邂逅了田家英同志，田同志热情洋溢地招呼我们，携手前往其居所，继续我们的畅谈。彼刻与会者，除我等三人外，尚有伯达、乔木、冷西同志，以及主席处警卫处的王处长在场。李锐同志恰逢其时地现身，会议气氛略显凝重。在梳理了各项成绩之后，我们亦勇于正视存在的不足。当时，乔木、伯达、冷西以及王同志等四位同仁虽未多作评论，然而——此思想颇受共鸣。

（1）会议在肯定并接纳既得的成就之后，深入剖析不足之处所累积的经验显得尤为必要。均有同感。

（2）党内民主的讨论涵盖两个关键要素：一方面，每一位党员都应享有充分的发言权，敢于阐述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构建一个推崇坦诚表达的环境，确保每个人都敢于发声。当时有同感，非特指，泛论。

刘杰发言。提及大跃进期间的一些不足，实则多源于经验的不足。对于其中的主观主义倾向和片面性，我们并未过多着墨。天同志认为不妥。

（4）闻天提议取消公社供给制。我不赞同他。

谈话唯一，内容不变。

（四）李锐关系

1. 我与李锐同志的相识，源自1949年随南下部队抵达湖南的那个时刻。那时，他身兼报社社长之职，我则肩负着宣传部长的重要职责。在紧密的工作互动中，我们曾有一段时光，我担任部长，李锐同志则担纲副部长。他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既聪明又才华横溢，过去对他的个性评价颇高，不过其中也夹杂着几分骄傲与自大的气息，且似乎缺少了一些实际的工作历练。自个案青委时期，他与周惠同志便已相识，周惠同志对他的评价与我颇为契合。此次周惠同志莅临庐山，在七月二十八日参加常委会议之前，他先后四次前来与我们闲谈。然而，自那晚七月二十八日起，他便再也没有露面。

2. 李锐同志于八月十一日午时，撰写了《关于我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简要陈述》一文。（全会文件四十六）这是空洞的逃避政治责任的言辞。根本性的前提存在显著偏差，首、二、三条所述内容与事实出入较大，而第四条所依据的前提亦存在错误。众多论述触及自由主义和无原则性的言论，其中一部分内容与事实存在出入，而另一部分则显得过分夸张。而且此次我们面临如此目无法纪、损害领袖威望的严重政治失误，固然，每个个体都存在着各自的过错根源，但另一方面，这问题显然首先由李锐同志的狂言妄语所引发。

3. 但是他隐瞒了讨论问题。

甲、（1）恳切地提醒主席，请警惕并避免重蹈斯大林晚年所犯下的错误；（2）尽管主席能够全面掌控国家大计，然而在身边的辅佐人员中，某些失误可能难以被一一察觉；至于第三点，我在回忆过程中已经有所遗忘。

乙、乔木、伯达、家英等同志普遍认为，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将聚焦于对以往成就的总结与经验的提炼。然而，彭德怀同志的信件一经公开，乔木同志的看法随之发生了转变，他坚信当前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丙、主席对吾等在派别活动上所产生之疑虑有所顾虑，乔木同志随即特地命田家英同志前往主席处，以详尽解释并阐明事实。与此同时，李锐同志亦开始撰写一封检讨信，其目的在于向主席表达诚挚的歉意与深刻的反省。

丁、乔木同志曾指出，主席在论及海瑞时，既流露出了对他的高度赞誉，又不无保留地表达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戊、在主席讨论到湖南派系之际，他了解到中央正积极筹备，拟制定一项针对反党集团的抵制方案。

己、陈云同志在经历了反冒进运动的风波后，心情略显沉郁。他不禁感慨，柯庆施同志等人似乎挥舞着重锤，有意对人施加压力。而他，自诩为经受过重重考验之人。在对话之间，常不自觉地流露几分情感。李锐同志曾有幸担任陈云同志的秘书一职，因此对于陈云同志的了解可谓是深厚而详尽。李表示，若陈云同志此次前来访问，否则心中实难避免担忧，生怕其会因此卷入其中。

这些对自由主义的闲谈，其真伪我实难辨识。他随口一提，仿佛举起了警示之炬，其言外之意显然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皆为坦荡正直之辈，理应避免被卷入其中，以免事态进一步复杂化。他的言论并未触及该领域，我深切感受到他此番思考蕴含的善意。恳请您慎重考虑，能否将这一情况限制在中央少数同仁之间知晓，不宜过度传播。我坚信乔木、家英、伯达等同志均具有高尚的品格，对此深信不疑。自由主义有误。牵连他们，对党不利。

庚、我曾与彭德怀同志展开过深入的交流，并对相关议题进行了详尽的探讨。除与周惠同志有过沟通外，实际上并未将此事告知其他任何人。即便李锐同志曾向我咨询，我也始终未曾向他透露任何相关信息。

我与乔木、尚昆交流过。

我与乔木同志曾进行过两次交谈：初次，我们针对主席的两位诗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第二次，在初次交谈之后，我将个人的感悟与乔木同志进行了分享。他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这对他撰写《形势与任务》的初稿极具启发作用。

在闲谈之际，我进而指出，（1）主席和中央所发布的若干指示（诸如关于自留地、发布布告等事务），直接传达至基层，此种做法似乎不宜过于频繁。我以湖南执行六月十一日指示时遭遇的困境为例，曾两次向震林同志请教，寻求对应对策略的批准。（2）此外，我对中央集体领导的具体运作情况亦颇为关注。

谈及乔木同志，实因李锐同志曾提及他们那独树一帜的思想境界，这才引发了我对此话题的探讨（我与乔木同志往日交往并不密切）。当时，我并无特别的动机，而乔木同志却对此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那是在八月的十一日午后，在小组会上，乔木同志据此作出推测，似乎认为我系从俱乐部获取某种资源以供活动，实则并非如此。此种看法纯粹是我的个人揣测。关于乔木同志所提及的那段对话，若非乔木同志再次提起，我恐怕真的已经将其遗忘。

我与昆和尚同志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那是在我提交“形势与任务”稿件的那个夜晚。我向他倾述了从主席那里领悟到的精神核心，以及我们初次交谈的要点。昆和尚同志对此表示了认同。紧接着的一、二天，在一次会议中（在彭信出席之前），我们又不期而遇。尚昆同志曾向我指出，你们所提出的建议极具价值，希望大家能坚守立场。我个人也深切感受到，尚昆同志对此持有相同见解，即在会议对成绩给予认可的同时，亦需深入剖析不足之处，从而总结经验与教训。

曾与罗瑞卿同志就主席首次谈话的深刻体会展开过一番探讨。

此外，未提及。

思想与失误

我对主席有几条意见。

甲、南宁会议在对待反冒进问题上持有一份适宜的态度，但对周恩来、陈云两位同志的批评则显得过于苛责。或许，我们能够探索一种更为温和的应对策略，既有效遏制冒进倾向，又能在对同志的批评中把握分寸，不失适度。

乙、在上海会议中，批评之声似乎有所增加。提及邓小平同志担任副帅一职，是否使得刘少奇同志等人在工作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丙、主席强调理想。土地使用三三制我们应深刻领悟这样一个道理：在处理各类事务时，必须依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比如，在具体工作的执行方式上，似乎不宜采取过于僵化的规定。麻城经验的核心理念，在于从财务核算的起点出发，致力于优化干部与群众间的联系，这一点无疑是切中要害的。但鉴于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在具体操作层面，我们应当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个性化实施方式。

2. 我们参与庐山会议时，怀揣着“成就辉煌，问题尚存，未来充满希望”的信念。我们期望能够总结经验，带着使命返回，未曾料想到总路线和大跃进会引发路线上的争议。对于会议初期在肯定成绩之余，提及一些不足之处和经验教训，许多同志持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对此并未深入体会。在一系列具体事件之后，我感到了一定的“压力”（可参阅会议简报第十号，我的发言），因此向您倾诉。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看法，并非源自军事俱乐部。彭信提出观点后，我之所以基本表示赞同，除了我们有许多思想、观点上的共识，也是因为当时我持有相似的心态。

直至七月二十三日拂晓，主席的发言将彭信同志的问题提升到了关乎方向与立场的层面，并下达了新的反右倾斗争任务。这在当时我的认知中显得颇为复杂，我的思想对此产生了激烈的抵触情绪。我原本的想法是在充分认可成绩和总结经验的前提下，再着手提出新的任务。尽管在思想上我能够接受反右倾的提出，因为我们的工作中确实出现了右倾的迹象，且在六月底的县书会议上，我们已初步制定了一些应对措施，但我坚信，这一切都应在经验总结之后再行推进。

同时，鉴于彼时彭之向党、总路线所遭遇的攻击，加之对彭同志的历史背景认识不足，信件表面的表述又与自身所持有的不少右倾思想不期而遇，我感到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思想上毫无准备，一时间难以调整方向。我对此事是否真的如此严重抱有疑问，原计划在二十三日向您直接汇报。然而，与黄克诚同志的交谈使我得以冷静下来。经过参与常委会议，我才恍然大悟，彭真同志直击总路线的核心所在，其言辞锋利，直指中央及主席的权威地位。明白怎么回事。

首先，周惠同志曾诚恳地劝我前往彭处（这是第二次），她完全是出于好意，没有任何恶意。涉及此，必连累他。心有不安；

第二，谈及黄克诚同志的会谈尤为关键，此举不可避免地将涉及李锐同志所讨论的诸多内容，影响范围广泛，波及甚广。我所结识的这些同志——乔木、伯达、家英、冷西、尚昆等——均为人正直善良。纵使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但在会议进入高潮之际，此举无疑将增添不少困扰与麻烦。

第三，局势宛如三个环环相扣的圈层。李锐同志与秀才之间形成了一个圈子；而我、周惠以及李锐同志，我们三人又构成了另一个圈子；此外，我与彭有过对话，与黄保持着较深的联系，且曾与张闻天同志进行过交谈。因此，我在彭的俱乐部中形成了这样的联系，三者相互关联，我一时难以解开这连环的结。

鉴于这一缘由，我意欲独自承担所有可能产生的后果，暂时敷衍过去。待到时机成熟，情绪平复之后，我将向您及中央作出详尽的说明。正因心怀此种情感，我选择了对那些情节予以隐瞒。然而，内心深处清楚，即便只是暂时隐瞒，亦是背离了党的忠诚，痛苦难耐，仿佛置身于炼狱之中。直至十日晚，这些情节被迫公之于众，我的心情才有所缓和，这才鼓起勇气，在昨日向您提出交谈的请求。

4. 错误严重。根源之深，源于我尚未完成立场上的根本性转变。内心依旧存有诸多右倾思想，加之对党的历史认知不够全面，政治意识尚显薄弱。纵使立场尚显薄弱，言谈举止间难免露出瑕疵，加之自满情绪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关键时刻使我动摇不已，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得益于您的悉心指导、中央的深切关怀以及同志们的无私帮助，我已深刻觉醒，并下决心深刻吸取此次错误的深刻教训，全面纠正自己的错误立场。至于我那些右倾的错误思想，我将另行进行深入的反思与剖析。

敬礼！

8月13日2时 周小舟